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贺丹

编者按：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走低、出生人口下降引起了普遍关注和担忧。近日，中央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怎么看生育水平的下降？怎样应对低生育率的挑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撰文解读。

首先，老龄少子化是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应积极应对，但也不必过度悲观。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内在低生育机制，生育水平长期在更替水平以下波动。我国生育率1992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十四五”时期，随着二孩累积效应消失，生育水平有进一步走低风险。主要原因是“十四五”时期我国育龄妇女规模将大幅下降；“90”后、“00”后成为生育主体，大龄婚育成为主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使一些家庭生育安排延后，出生人口规模下降的趋势明显。我国经济社会长期高速发展，也压缩了人口发展的进程，我们用40年时间完成了欧洲百年才完成的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为特征的人口发展转变，也在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同时，我们也要同所有现代化、工业化国家一样，面临以婚姻家庭变迁和低生育率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低生育与老龄化互相叠加，是不可逆的人口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学习他国经验，也要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治理之策。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针对群众反映的“生不出、养不起、没人带”的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表明，面对新时期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党中央作出了新的决策部署，为我们正确认识当前人口形势，积极应对老龄少子化挑战指明了方向。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应对低生育措施包括经济补贴、带薪生育假和托育公共服务等三大类别。经济补贴对低收入家庭短期生育安排有影响，对中高收入家庭影响有限。带薪生育、完善的托育服务对修复生育水平作用明显。在社会性别平等较好的北欧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生育水平接近更替水平。而东亚和南欧一些国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占据主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均相对较低，甚至长期陷入“低生育陷阱”。

我国与东亚国家类似，经济发展快，女性受教育水平高，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社会性别平等还需推进，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女性在婚育和职业发展上选择困难。有的妈妈反映经历了“丧偶式”育儿，追问“爸爸去哪儿啦？”；有的妈妈陷入教育焦虑，不辅导作业“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有的反映以前找工作人家会问“结没结婚”，现在还要问“是否打算要二宝”；有的担心生孩子职位不保，收入降低，选择做“丁克家庭”。

就业歧视，经济压力，育儿焦虑是影响青年婚育决策的重要因素。那些帮助女性平衡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的政策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那些让女性回家的政策会适得其反。因此，积极应对老龄少子化，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须树立家庭友好的价值理念，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为出发点，强化社会支持和公共服务供给，让育龄家庭想生、敢生、能生。

因此，为实施好三孩政策，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现代文明理念，鼓励家庭育儿的祖辈支持和男性参与，倡导适龄婚育、代际和谐、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

二是积极构建以生育保险为基础的生育保障制度，减轻企事业单位雇用女工负担，保障男女职工产假、育儿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帮助女性产后重返工作岗位；减轻就业性别歧视，保护女性合法权益。

三是扩大普惠型托育服务供给，加大对养育孩子家庭在税收、购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化，切实降低家庭“三育”成本；加强家庭育儿指导，维护群众生殖健康，确保母婴安全。通过生育保障政策，支持想生的，帮助晚生的，包容不生的，保护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促进千家万户和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