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红

早期接触共产党

1925年，我的爷爷车向忱从中国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沈阳，开始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一起创办平民教育，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他自掏腰包为贫苦百姓办教育，感动了家乡父老，被称为“东北甘地”。

这期间，他们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在沈阳的负责人任国祯等人。

中共地下党人在基督教青年会办起了暑期大学，阎宝航任学长，由任国祯等授课。车向忱经常去听课，并结识了孙化新、刘约汉、巩天民、张光奇、苏子元等进步青年，请他们去自己的贫儿学校任课。他主持的小什字街贫儿学校经常接待共产党人开会或存放东西。

车向忱同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陈为人联系很密切。

1927年9月，日本政府要在吉林省临江县强行设立领事馆，中共在沈阳做了广泛的发动工作。车向忱积极配合，发动了上万人的游行，粉碎了日本人的企图。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孙化新（青年会学生部部长）、许爱生（青年会干事）、张光奇（女青年会干事）等，主动协助车向忱开展工作。1929年夏，车向忱与阎宝航、张希尧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并被推举为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车向忱与东北大学40多名学生和一些东北流亡同胞来到北平，组成东北学生军，培养抗日骨干力量。1932年9月，车向忱联合好友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在北平奉天会馆内成立东北民众救国会。11月，他率领请愿团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出兵抗日等7项要求，遭到蒋的敷衍，这使车向忱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决定自己想办法去援助东北的民间抗日组织。

在救国会，他自告奋勇，不顾个人安危，三次潜回东北。

推动东北军与红军携手

1935年，红军到达川北甘南一带，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车向忱目睹东北军调离抗日前线与红军作战，他内心十分痛苦。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车向忱受到感召，应老友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的邀请，携家眷来到西安。他向老朋友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他还去金家巷张公馆拜访张学良将军，谈论停止内战的道理。

车向忱对王以哲直言：“我们东北军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谁帮助我们抗日，帮助我们打回老家去，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在榆林桥战役“高福源被俘事件”中，车向忱力劝王以哲收留高福源。张学良飞来洛川，接见了高福源，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明东北军愿意与红军合作抗日。车向忱在洛川待了一个月，才返回西安。当年曾协助周恩来一起开展统战工作的李涛（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作战部部长）曾经说过：“车向忱同志在配合我党争取东北军将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促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建立的工作中，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1935年，车向忱用家中仅有的两元钱，在西安为东北流亡儿童创立私立东北竞存小学。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援助，他们捐款、捐物，学校迅速地成长壮大，成为活跃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一支劲旅。当时的《西京民报》发表评论：“用两元钱办一个小学，那是要经过怎样的努力与苦干，他开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办教育的一个新的纪录。”

车向忱常常身着一件褪色的灰布大褂，戴着旧呢帽，拎着小包，带点干粮就出门募捐了，他去寻求社会上开明人士的援助。若干天后，他回来时，总会带回来一点支票，一点现金，几件金银首饰。令他动容的是出手最慷慨的竟是最贫穷的共产党人。

参加“西安事变”谈话会

1936年1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成立，积极联络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3月，建立西北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杨明轩，宣传部部长是徐彬如。徐彬如对“东北甘地”车向忱早有耳闻，与他一见如故。原来，他们都共同参与了五四运动，一起被捕坐过牢。杨明轩介绍车向忱认识西北著名人士杜斌丞，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6月，在中共地下党启发帮助下，张、杨两将军成立“抗日同志会”“军官训练团”“学兵队”，车向忱是同志会核心成员之一。他经常应王以哲邀请给军官训练团讲课、作报告。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刊物《东北通讯》，并把刊物及时送到东北军中。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梨来西安汇报学运情况和宣传抗日，车向忱向他们主动介绍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在竞存学校帮助油印宣传品。8月29日晚7时，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宋梨，恰被赶来的车向忱撞到，他及时报告了张学良，使宋梨、马绍周和关副官获救，这就是史上有名的“艳晚事件”。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和张学良的支持下，车向忱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任执委、主任委员。他率领东北竞存小学师生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竞存小学学生被军警开枪打伤，这就是国民党枪杀幼童案，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之一。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方针。

12月17日，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应张、杨之邀来到西安，立即开始同各方面人士紧张商谈，还在长安县公署邀请包括车向忱在内的2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进行座谈。“这位是‘东救’负责人，东北竞存小学的校长，也是我们西北教育界著名人士车向忱。”杨明轩向周恩来介绍。“噢！车先生，早已听说了，‘东北甘地’嘛！车先生，纪念‘一二·九’游行那天，负伤的小同学，现在怎么样了？”周恩来和蔼可亲地问道。

面对这位敬仰已久的红军领袖，车向忱万分激动，表达了东北流亡同胞对红军的感激之情。会上，周恩来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救国方针出发，透彻地说明了杀掉蒋介石对实现全面抗战不仅不利，而且还能助长亲日派挑起内战的阴谋。车向忱心里肃然起敬，这次会面使他认清共产党是东北流亡同胞的好朋友，毛主席是抗日救亡的唯一领导者，他自愿走上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听从周恩来意见

1937年1月，“抗日救国大同盟”在中共陕西地下党领导下成立，车向忱是组织发起人之一，当选为总盟执委。他提倡实施“国难教育”，并发表了《东北奴化教育的一斑》。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抗日活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竞存学校更加举步维艰。竞存学校每月都得到八路军办事处300元的补助经费，车向忱还拿回革命的书刊和毛主席著作作为竞存的精神食粮。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车向忱派夫人翟重光带领竞存小学的教师郑辅廷等人随东北军51军、67军迁往安徽蚌埠、阜阳，在那里建立一所分校。车向忱常常到七贤庄与周恩来倾心长谈，讲马克思主义，令他眼界大开。

不久，“西救”宣传部部长徐彬如同志派地下党员到竞存学校做义务教师，钱一粟（宗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张寒晖（人民音乐家，《松花江上》的作者）等陆续来到竞存学校任教。

地下党社会部的电台也设在学校，竞存学生很多都投奔延安。徐彬如回忆说：“这时李克农同志领导的社会部（做情报工作的）正有一批从陕北来的人员需要安插，我们就把这些人派到那里去，名义上是教员，实际上是做党的秘密工作。社会部的电台就设在竞存学校，肖克的夫人、吴德峰的夫人都在那里工作过。竞存，实际上是社会部的一个‘点’。”

1937年春天，车向忱和陕西秘密党员陈养山相识，他经常向车向忱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据陈养山回忆：“我和向忱同志初次见面就和老朋友一样，畅谈了全国形势和有关抗战的各种问题，谈得很热烈，我们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在以后的经常会面中，向忱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防范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搞突然袭击。他的这种政治远见，受到我们党组织的尊重。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日益增进。他是我们最信任的人。我有时向他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有时通过他来推动教育界的抗战工作……他经常表示，只要他力所能及，愿意为党做各种工作。”

在学校的重大决策上，车向忱总是先征求地下党的意见。1938年8月，中共西安市学委书记毕于仁（陈熙）同志来到学校后，以教员身份做掩护领导学委工作。车向忱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关切地说：“陈先生就住在这里，你办你的事，学校里不给分派什么工作，只是生活清苦些。”

国民党特务对车向忱依靠共产党办学耿耿于怀，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8月，他们以莫须有的“特务、汉奸”罪名逮捕了车向忱等5名教职工，后经社会各界声援、中共林伯渠等出面干预，一个月后才被取保释放。出狱后的车向忱把竞存的旗帜举得更高，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他支持竞存师生去延安，并请八路军办事处的陈耳东为师生们讲游击战术课。

1937年，车向忱以陕西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与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徐彬如一同向国民党省党部交涉，最后达成协议，在安吴堡办学，党中央派冯文彬、胡乔木创办了安吴青训班，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圣殿，培养大批青年革命干部赴抗日前线和延安。车向忱组织竞存师生前来学习，想把竞存也办成抗大式的学校。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竞存学校受尽刁难，不给立案，学校继续发展又遇困境，车向忱决定再赴重庆。

在重庆，他白天出门募捐，暮宿好友阎宝航家中。他到曾家岩“周公馆”去见周恩来，诉说心中的困惑，还介绍竞存学校学习延安“抗大”办学，开荒种地，自力更生，得到周恩来的赞许。周恩来坚定地道出：眼前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抗战前途是光明的。“竞存”一定要存在下去。受周恩来的启发，车向忱前去重庆合川县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拜访，与先生彻夜畅谈教育的真谛。老先生赠送竞存师生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条幅。

周恩来曾约车向忱在重庆新华书店再次秘密会面，并将一张5000元的支票放到爷爷手中，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重庆归来，令竞存师生士气大增，竞存学校——这所革命的摇篮在白色恐怖中顽强地成长。竞存学校办学10年，培养学生5000余人，他们成为抗日骨干力量，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百余名师生投奔延安，数十人参加八路军。

去陕北，上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车向忱收到了高崇民的来信，说组织上和周恩来同志要他尽快回东北。此后，车向忱化名杨秀东，在杨明轩的（中共地下党员，西北民盟总支的执委）周密的安排下，他们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封锁线，到达边区政府交际处。

第二天，车向忱受到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人习仲勋、林伯渠的接见，他兴奋地向习仲勋、林伯渠介绍了竞存学校的情况和在延安的见闻。第三天，车向忱同林伯渠一起来到枣园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们亲切交谈，毛主席问他：“祖国光复了，车先生您看做点什么工作呢？”

车向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东北人，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毛主席笑了笑说：“东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车先生还是愿意为桑梓服务！”

车向忱在延安埋头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交际处借来的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他参加各种教育会议，参观延安的大、中、小学，看到新的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以及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方面的成效，他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1946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林伯渠陪同车向忱等几位客人去给毛主席拜年，主席关切地问：“车先生，您还没有回东北吗？”车向忱回答说：“我以前得的关节炎病最近又犯了，现在走路还比较困难。”毛主席听后想了想说：“有办法，三人小组飞机快来了。”

几天后，毛主席派来医生到交际处给车向忱看病、做检查，并送来边区制造的羊皮大衣一件，要他注意身体。

初二的早晨，车向忱接到通知：随三人小组飞机去北平。毛主席和林老、徐老早已等候在那里为他们送行，主席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车先生，要回老家了！祝你一帆风顺！团结同胞，争取和平，搞好东北工作！”

林伯渠将几封信递交给车向忱，并嘱咐说：回到东北把信交给民主联军总部，找到他们。

回到东北

1946年，车向忱回到战云密布的东北，开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奔走呼号。

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保卫和平、反对内战，他走遍抚顺、本溪、安东等地作报告、发表演说，用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东北的罪行。同年10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他听从组织安排，在社会上他仍然以开明的民主人士身份开展工作。

车向忱根据党组织意见，联络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发起成立了“保卫和平促进会”，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担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立联合中学校长，后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委主任兼哈尔滨大学校长，沈阳师范学院院长、体育学院院长等职；为东北地区完成旧教育的改造、确立新的教育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车向忱担任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等职。他多次到北京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等，与国家领导人共商建国大计。

车向忱虽然在政府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常常亲临教育一线考察，撰写大量文章和著作，勇于探索新中国教育要走的路，呼吁教育要适应实践需要，要符合国家建设发展方向，为东北乃至全国的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十年动乱期间，看到革命老干部和追随中共多年的爱国民主人士惨遭迫害，车向忱曾多次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可是不久他也身遭不测，被送到盘锦五七干校。车向忱虽然身遭莫大冤屈，对党的信念矢志不渝，他用一生的行动证明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1971年1月8日，他含冤逝世，享年73岁。中共辽宁省委于1978年10月21日为车向忱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统战部于1979年6月公开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是年12月，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骨灰盒上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党旗。

（作者为车向忱孙女，民进辽宁省直工委金融联合支部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