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版:春秋周刊

“东北甘地”的求索之路

——车向忱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和友谊

▲1946年6月,车向忱回到东北解放区,即将赴嫩江省人民政府就任副主席。 车向忱是著名的爱国志士,平民教育家,东北民进创始人,民进中央第四、第五届副主席。在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中,他与共产党人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从一个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二五年从中国大学毕业的车向忱

1935年10月,车向忱在西安家中,为东北流亡儿童办起了东北竞存小学,挂钟梁上是他亲笔书写的校训“回家”。

车红

早期接触共产党

1925年,我的爷爷车向忱从中国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沈阳,开始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一起创办平民教育,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他自掏腰包为贫苦百姓办教育,感动了家乡父老,被称为“东北甘地”。

这期间,他们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在沈阳的负责人任国祯等人。

中共地下党人在基督教青年会办起了暑期大学,阎宝航任学长,由任国祯等授课。车向忱经常去听课,并结识了孙化新、刘约汉、巩天民、张光奇、苏子元等进步青年,请他们去自己的贫儿学校任课。他主持的小什字街贫儿学校经常接待共产党人开会或存放东西。

车向忱同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陈为人联系很密切。

1927年9月,日本政府要在吉林省临江县强行设立领事馆,中共在沈阳做了广泛的发动工作。车向忱积极配合,发动了上万人的游行,粉碎了日本人的企图。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孙化新(青年会学生部部长)、许爱生(青年会干事)、张光奇(女青年会干事)等,主动协助车向忱开展工作。1929年夏,车向忱与阎宝航、张希尧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并被推举为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车向忱与东北大学40多名学生和一些东北流亡同胞来到北平,组成东北学生军,培养抗日骨干力量。1932年9月,车向忱联合好友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在北平奉天会馆内成立东北民众救国会。11月,他率领请愿团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出兵抗日等7项要求,遭到蒋的敷衍,这使车向忱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决定自己想办法去援助东北的民间抗日组织。

在救国会,他自告奋勇,不顾个人安危,三次潜回东北。

推动东北军与红军携手

1935年,红军到达川北甘南一带,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车向忱目睹东北军调离抗日前线与红军作战,他内心十分痛苦。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车向忱受到感召,应老友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的邀请,携家眷来到西安。他向老朋友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他还去金家巷张公馆拜访张学良将军,谈论停止内战的道理。

车向忱对王以哲直言:“我们东北军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谁帮助我们抗日,帮助我们打回老家去,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在榆林桥战役“高福源被俘事件”中,车向忱力劝王以哲收留高福源。张学良飞来洛川,接见了高福源,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明东北军愿意与红军合作抗日。车向忱在洛川待了一个月,才返回西安。当年曾协助周恩来一起开展统战工作的李涛(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作战部部长)曾经说过:“车向忱同志在配合我党争取东北军将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促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建立的工作中,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1935年,车向忱用家中仅有的两元钱,在西安为东北流亡儿童创立私立东北竞存小学。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援助,他们捐款、捐物,学校迅速地成长壮大,成为活跃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一支劲旅。当时的《西京民报》发表评论:“用两元钱办一个小学,那是要经过怎样的努力与苦干,他开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办教育的一个新的纪录。”

车向忱常常身着一件褪色的灰布大褂,戴着旧呢帽,拎着小包,带点干粮就出门募捐了,他去寻求社会上开明人士的援助。若干天后,他回来时,总会带回来一点支票,一点现金,几件金银首饰。令他动容的是出手最慷慨的竟是最贫穷的共产党人。

参加“西安事变”谈话会

1936年1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成立,积极联络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3月,建立西北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杨明轩,宣传部部长是徐彬如。徐彬如对“东北甘地”车向忱早有耳闻,与他一见如故。原来,他们都共同参与了五四运动,一起被捕坐过牢。杨明轩介绍车向忱认识西北著名人士杜斌丞,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6月,在中共地下党启发帮助下,张、杨两将军成立“抗日同志会”“军官训练团”“学兵队”,车向忱是同志会核心成员之一。他经常应王以哲邀请给军官训练团讲课、作报告。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刊物《东北通讯》,并把刊物及时送到东北军中。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梨来西安汇报学运情况和宣传抗日,车向忱向他们主动介绍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在竞存学校帮助油印宣传品。8月29日晚7时,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宋梨,恰被赶来的车向忱撞到,他及时报告了张学良,使宋梨、马绍周和关副官获救,这就是史上有名的“艳晚事件”。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和张学良的支持下,车向忱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任执委、主任委员。他率领东北竞存小学师生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竞存小学学生被军警开枪打伤,这就是国民党枪杀幼童案,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之一。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方针。

12月17日,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应张、杨之邀来到西安,立即开始同各方面人士紧张商谈,还在长安县公署邀请包括车向忱在内的2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进行座谈。“这位是‘东救’负责人,东北竞存小学的校长,也是我们西北教育界著名人士车向忱。”杨明轩向周恩来介绍。“噢!车先生,早已听说了,‘东北甘地’嘛!车先生,纪念‘一二·九’游行那天,负伤的小同学,现在怎么样了?”周恩来和蔼可亲地问道。

面对这位敬仰已久的红军领袖,车向忱万分激动,表达了东北流亡同胞对红军的感激之情。会上,周恩来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救国方针出发,透彻地说明了杀掉蒋介石对实现全面抗战不仅不利,而且还能助长亲日派挑起内战的阴谋。车向忱心里肃然起敬,这次会面使他认清共产党是东北流亡同胞的好朋友,毛主席是抗日救亡的唯一领导者,他自愿走上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听从周恩来意见

1937年1月,“抗日救国大同盟”在中共陕西地下党领导下成立,车向忱是组织发起人之一,当选为总盟执委。他提倡实施“国难教育”,并发表了《东北奴化教育的一斑》。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抗日活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竞存学校更加举步维艰。竞存学校每月都得到八路军办事处300元的补助经费,车向忱还拿回革命的书刊和毛主席著作作为竞存的精神食粮。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车向忱派夫人翟重光带领竞存小学的教师郑辅廷等人随东北军51军、67军迁往安徽蚌埠、阜阳,在那里建立一所分校。车向忱常常到七贤庄与周恩来倾心长谈,讲马克思主义,令他眼界大开。

不久,“西救”宣传部部长徐彬如同志派地下党员到竞存学校做义务教师,钱一粟(宗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张寒晖(人民音乐家,《松花江上》的作者)等陆续来到竞存学校任教。

地下党社会部的电台也设在学校,竞存学生很多都投奔延安。徐彬如回忆说:“这时李克农同志领导的社会部(做情报工作的)正有一批从陕北来的人员需要安插,我们就把这些人派到那里去,名义上是教员,实际上是做党的秘密工作。社会部的电台就设在竞存学校,肖克的夫人、吴德峰的夫人都在那里工作过。竞存,实际上是社会部的一个‘点’。”

1937年春天,车向忱和陕西秘密党员陈养山相识,他经常向车向忱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据陈养山回忆:“我和向忱同志初次见面就和老朋友一样,畅谈了全国形势和有关抗战的各种问题,谈得很热烈,我们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在以后的经常会面中,向忱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防范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搞突然袭击。他的这种政治远见,受到我们党组织的尊重。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日益增进。他是我们最信任的人。我有时向他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有时通过他来推动教育界的抗战工作……他经常表示,只要他力所能及,愿意为党做各种工作。”

在学校的重大决策上,车向忱总是先征求地下党的意见。1938年8月,中共西安市学委书记毕于仁(陈熙)同志来到学校后,以教员身份做掩护领导学委工作。车向忱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关切地说:“陈先生就住在这里,你办你的事,学校里不给分派什么工作,只是生活清苦些。”

国民党特务对车向忱依靠共产党办学耿耿于怀,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8月,他们以莫须有的“特务、汉奸”罪名逮捕了车向忱等5名教职工,后经社会各界声援、中共林伯渠等出面干预,一个月后才被取保释放。出狱后的车向忱把竞存的旗帜举得更高,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他支持竞存师生去延安,并请八路军办事处的陈耳东为师生们讲游击战术课。

1937年,车向忱以陕西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与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徐彬如一同向国民党省党部交涉,最后达成协议,在安吴堡办学,党中央派冯文彬、胡乔木创办了安吴青训班,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圣殿,培养大批青年革命干部赴抗日前线和延安。车向忱组织竞存师生前来学习,想把竞存也办成抗大式的学校。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竞存学校受尽刁难,不给立案,学校继续发展又遇困境,车向忱决定再赴重庆。

在重庆,他白天出门募捐,暮宿好友阎宝航家中。他到曾家岩“周公馆”去见周恩来,诉说心中的困惑,还介绍竞存学校学习延安“抗大”办学,开荒种地,自力更生,得到周恩来的赞许。周恩来坚定地道出:眼前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抗战前途是光明的。“竞存”一定要存在下去。受周恩来的启发,车向忱前去重庆合川县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拜访,与先生彻夜畅谈教育的真谛。老先生赠送竞存师生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条幅。

周恩来曾约车向忱在重庆新华书店再次秘密会面,并将一张5000元的支票放到爷爷手中,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重庆归来,令竞存师生士气大增,竞存学校——这所革命的摇篮在白色恐怖中顽强地成长。竞存学校办学10年,培养学生5000余人,他们成为抗日骨干力量,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百余名师生投奔延安,数十人参加八路军。

去陕北,上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车向忱收到了高崇民的来信,说组织上和周恩来同志要他尽快回东北。此后,车向忱化名杨秀东,在杨明轩的(中共地下党员,西北民盟总支的执委)周密的安排下,他们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封锁线,到达边区政府交际处。

第二天,车向忱受到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人习仲勋、林伯渠的接见,他兴奋地向习仲勋、林伯渠介绍了竞存学校的情况和在延安的见闻。第三天,车向忱同林伯渠一起来到枣园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们亲切交谈,毛主席问他:“祖国光复了,车先生您看做点什么工作呢?”

车向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东北人,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毛主席笑了笑说:“东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车先生还是愿意为桑梓服务!”

车向忱在延安埋头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交际处借来的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他参加各种教育会议,参观延安的大、中、小学,看到新的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以及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方面的成效,他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1946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林伯渠陪同车向忱等几位客人去给毛主席拜年,主席关切地问:“车先生,您还没有回东北吗?”车向忱回答说:“我以前得的关节炎病最近又犯了,现在走路还比较困难。”毛主席听后想了想说:“有办法,三人小组飞机快来了。”

几天后,毛主席派来医生到交际处给车向忱看病、做检查,并送来边区制造的羊皮大衣一件,要他注意身体。

初二的早晨,车向忱接到通知:随三人小组飞机去北平。毛主席和林老、徐老早已等候在那里为他们送行,主席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车先生,要回老家了!祝你一帆风顺!团结同胞,争取和平,搞好东北工作!”

林伯渠将几封信递交给车向忱,并嘱咐说:回到东北把信交给民主联军总部,找到他们。

回到东北

1946年,车向忱回到战云密布的东北,开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奔走呼号。

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保卫和平、反对内战,他走遍抚顺、本溪、安东等地作报告、发表演说,用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东北的罪行。同年10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他听从组织安排,在社会上他仍然以开明的民主人士身份开展工作。

车向忱根据党组织意见,联络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发起成立了“保卫和平促进会”,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担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立联合中学校长,后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委主任兼哈尔滨大学校长,沈阳师范学院院长、体育学院院长等职;为东北地区完成旧教育的改造、确立新的教育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车向忱担任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等职。他多次到北京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等,与国家领导人共商建国大计。

车向忱虽然在政府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常常亲临教育一线考察,撰写大量文章和著作,勇于探索新中国教育要走的路,呼吁教育要适应实践需要,要符合国家建设发展方向,为东北乃至全国的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十年动乱期间,看到革命老干部和追随中共多年的爱国民主人士惨遭迫害,车向忱曾多次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可是不久他也身遭不测,被送到盘锦五七干校。车向忱虽然身遭莫大冤屈,对党的信念矢志不渝,他用一生的行动证明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1971年1月8日,他含冤逝世,享年73岁。中共辽宁省委于1978年10月21日为车向忱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统战部于1979年6月公开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是年12月,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骨灰盒上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党旗。

(作者为车向忱孙女,民进辽宁省直工委金融联合支部会员)

2021-05-27 车红 ——车向忱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和友谊 1 1 人民政协报 content_7170.html 1 “东北甘地”的求索之路 7,170 /enp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