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芳 徐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就业竞争持续加剧。受此影响，教育竞争明显呈现出不断下移的势头。虽然教育部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一再强调“教育改革”“素质教育”“学生减负”，但是，由于中考推行“普职分流”，过度的教育竞争造成家校“教育焦虑”正在从“高考”下移至“中考”和“小升初”甚至“幼小衔接”阶段。

基础教育过度竞争导致的压力下移，带来的后果令人担忧：一是义务教育难以摆脱“应试教育”。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许多素质教育引导性措施，如降低主科总分占比，增加体育、音乐、美术等考试科目，但“普职分流”的压力，使得这些措施客观上进一步增加了学生学业负担，使“减负”要求很难落地，素质教育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景。二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课业繁重，睡眠时间和体育锻炼时间被作业甚至课外“培优”占用，导致身体素质普遍下降。据媒体报道，一二线城市中小学生参与课外培优占比达70%-80%；同时，学业的竞争使中小学生身心压力过大，创造性思维受到遏制。三是普遍引发家长的心理焦虑，造成亲子关系紧张，影响家庭和睦，甚至导致一些让人痛心的不良事件、恶性事件发生；同时，还影响到许多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四是不断增大的家庭教育支出成本，客观上既造成非公立教育、校外培优产业的畸形发展，影响教师队伍稳定，也造成家庭消费结构失衡，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针对上述现象和问题，笔者建议：

全面深化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国基础教育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我们应该正视这种差异的存在。在严格执行9年义务教育、保证整体教育公平的同时，因地制宜，适当放权，赋予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经济、教育发达地区教育改革的权限，允许这些地区实行自主、可选择的12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如此，既可以满足这些地区的学生和家长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愿望，全面缓解这些地区学生、家长在小升初、中考阶段的心理压力，又可以满足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对更高级别人才的需求。随着经济、教育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其他地区亦可逐步向12年一贯制义务教育转轨。

改革基础教育学业评价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评价体系。基础教育的重点是为学生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在学生评价体系中，应适当增加如“社会实践”、“科学观察”等能够锻炼孩子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非考试科目，用评价代替考试，用学业分析报告逐步取代单一的成绩单，从学生个体评价向教学组、学校教育质量评价转变，以此形成学校、老师、学生相互促进的素质教育氛围。

完善公益、普惠性网络教育平台。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大信息化教育投入，为基础教育学生全面提供各学段免费的普惠性、公益性学业同步网络辅导课程。如此，有益于部分学习能力较弱的孩子可及时巩固课堂知识，减轻家长因辅导孩子作业而产生的焦虑和亲子紧张关系；可弥补不同学校之间的师资差异，避免因“挤兑”优质教育资源而造成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通过建设公立教育资源信息，适度占领并正确把控、引导校外培训方向，降低学生家庭的教育支出。此外，倡导公立学校建立课后托管教辅机制，严禁培训机构超前教学。

全面开设学生家长心理辅导和家庭教育课程。依托家长学校、家庭课堂，公开、透明、细致、分类做好现有升学政策的解读。对焦虑程度严重的家庭，社区、学校每年至少开展1-2次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心态，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和成长观。

（作者熊芳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敏为民建武汉市委会宣传部部长、机关支部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