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包松娅
如果说食物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并不为过，毕竟某种意义上人类对食物的追求塑造了今日之社会。十八世纪法国美食家萨瓦兰曾说过：“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告诉你，你是谁。”
细思之下，寓意深远。
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样全部与吃有关。如果入口的东西不安全，后果不堪设想。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健康、吃得安全，老百姓对食物的追求，投射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各界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落在群众身上是关乎健康的民生大事，落在行业身上则是对生产方式、管理能力的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食品安全的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今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多个文件推进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部署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
但不容忽视的是，现阶段农业生产水平和检测、监管能力与人民群众的安全要求不相适应，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和突发问题仍时有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事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更高要求，是机遇挑战，也是责任使命。面对这个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问题，广大政协委员持续多年开展各种形式的协商建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多次被列入全国政协的年度重点协商议题。今年，“加快绿色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再次成为年度重点协商议题，并将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进一步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为组织筹备好此次会议，4月22至28日，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罗志军率调研组赴山东、江西进行专题调研，立足乡村振兴和食品安全两大战略，掌握情况、反映呼声、出谋划策，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产出来”的安全感
“听说鲜活水产品里放了孔雀绿石是吗？”“鸡蛋里检出抗生素是不是真的？”“怎么才能去除农药残留？”“怎么区分农产品的绿色有机无公害认证？”
说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能大家脑海都会浮现出诸多此类的问题。因为几乎每年当季新鲜农产品上市的当口，总会有一些类似的消息被反复“炒作”，撩拨着消费者敏感的神经。事实上，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以来，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全国农产品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连续5年稳定在97%以上。
但农业生产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根据来源不同，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危害因素也各种各样。
比如，农业种养过程可能产生的危害，包括因不合理使用或非法使用造成的农药、兽药、生长调节剂和添加剂等有毒有害残留物，产地环境带来的铅、镉、汞等重金属元素。
再比如，农产品保鲜包装储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危害，包括储存过程中不合理或非法使用的保鲜剂、催熟剂和包装运输材料中有害化学物等产生的污染。
可以说，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会出现风险隐患和突发问题。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沈阳农业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委员是国家级重点学科——蔬菜学科的带头人，常年奔赴在各地田间地头为蔬菜种植“把脉问诊”，他深知，当前农产品安全问题在产地涉及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肥，一个是药，而这也是实地调研中李天来最关心的。
通过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技术、开展有机肥替代等方式可以实现化肥减量增效，但在调研中大家发现针对农药的有效替代方法并不多，“尤其是散户，一场病虫害导致的减产，可能一年的收成就泡汤了，所以农药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要想不施肥不打药，需要有高质量的农业技术作支撑。”李天来有很多可以不用农药化肥而提高农产品产量质量的好法子，但大部分生产者的生产方式还属于传统粗放型，这也是他呼吁重视乡镇农技推广体系的初衷所在。
“我们发现地方大部分还是以初级传统的防虫防病方式为主，尤其是散户和小规模生产者。”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委员更为关注基层对生物综合防治方法的探索使用情况。
从食品与健康角度，刘昕的忧虑在于，农药化肥中的有害物质如果无法降解，最终都会进入环境中，经年累月后反过来影响人的健康。而通过生物天敌、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则可以极大减轻对环境和农产品的影响，从长远发展来看，必须进一步加大对生物防治方法的投入与研发力度，将其作为未来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提前布局。
谈到高效低毒的生物防治，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静委员掌握了一些研发领域的情况，她解释道，“当前高效低毒的生物农药或绿色技术不是没有，但效果不明显，所以推广程度不高。”
再结合调研组在江西重点了解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问题，王静坦言，当前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化肥农药使用、土壤重金属超标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督防护措施，也有积极成效，“但根本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攻关，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跟不上，效果不能尽如人意，生产者就没有使用的主动性。”王静建议，要加大相关重点实验项目的研究，增加科技投入的连贯性和长期性，进行“卡脖子”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值得欣慰的是，针对绿色生产方式的探索，已经在路上。
在山东威海寻山艾伦湾海洋牧场，万亩海洋牧场生态综合体一映入眼帘，就引起调研组的极大兴趣。沿着海岸线，看似平静的海面下，人工鱼礁模拟出增殖海藻、鱼类、贝类等生活的天然场景。海洋牧场通过打造天然的生态环境，与中国水产科学院环海水产研究所联合首创“多营养层次生态养殖模式”，既能提高养殖品种的质量又能维护水质、固碳排氧，成为国内重要的科技兴海及生态养殖基地。
随着绿色养殖的兴起，江西省正邦集团、双胞胎集团等饲料生产企业及生物技术研究单位，就生物类饲料添加剂逐步替代药物饲料添加剂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部分安全、有效、绿色的新产品已投入使用。
▲▲▲从一张“合格证”说开去
4月27日下午，调研组在江西省永丰县的调研是分头行动，其中一组来到永丰县农药定点销售点。当前传统农药依然是病虫害防治中的“大头”，销售数据就能直接表现使用情况。
“永丰的产业中蔬菜茶叶占比较大，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农药销售点对高毒农药的销售都是实名制，建议包括低毒农药在内的农药的使用都进行实名制。”中央纪委驻农业农村部纪检组原组长宋建朝委员表示，既然现阶段仍避免不了使用农药，那么就需要对使用情况以及农药残留进行严格的检测，确保安全。
永丰县坑田镇上田洲蔬菜基地内，辣椒、番茄、黄瓜正是上市季节，菜农们一大早就开始在大棚里忙着采摘。这些鲜嫩的蔬菜在最终抵达老百姓的餐桌之前，都必须先获得一张专属的“身份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出一个合格证需要检测哪些项目？”
“主要检测农药残留，在此之前，先进行农产品记录初始化，包括场地里田地编号和农户施肥施料记录。”基地负责人介绍，各项检测结果出来后会被录入系统，一台条码打印机会打印出一张带有追溯二维码的食用农产品电子合格证，上面标有产品的名称、产地、认证类型、开具时间等信息。
2019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推动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建立生产者自我质量控制、自我开具合格证和自我质量安全承诺制度，探索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新模式。
调研中发现，倒逼之下，为了强化质量管控，负起主体责任，大部分中大规模的龙头企业或者农业合作组织都会积极探索实用的质量标准控制管理办法，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农资供应、统一种植规范、统一产品销售，对社员的标准化种植给予指导规范以及监督管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难点和瓶颈关键在散户，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有效服务的问题。”地方有关部门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这两年土地流转后家庭农场发展迅速，部分地方土地流转达到55%，根据这个数字测算市场上的农产品大户占70%左右，散户大概30%左右。
而恰恰就是部分散户，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水平有限，质量安全意识相对淡薄。
在山东省，调研组了解到，散户生产的食用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第一道关是批发市场，没有合格证的农产品基本只能靠快检抽检，检测量之大可想而知。
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琦委员所处的餐饮行业没少与农产品打交道，企业不仅对经销商供货商有检测要求，甚至对种植过程也会实时监测，“我认为有关部门要出台一些适合农村散户的检测方法，使得准出检测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散户，同时要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和影响散户，由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去把控农产品产出的安全问题。”严琦说，这也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探索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我们的供货商一旦检测出问题，就会进入当地行业的‘黑名单’，这种压力也会激发出责任担当。”
除了检测覆盖范围的扩大，在检测标准上，曾经在全国政协“委员讲堂”作过题为“舌尖上的安全”演讲的王静向记者介绍，针对农产品安全保障，当前中国制订了五级标准，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相较发达国家，中国安全标准制定起步晚、数量少，但发展步伐非常快。2012年，中国就322种农药残留制定了2293个限量标准；到2018年，中国已就483种农药残留制定了7107个限量标准。
面对日本、欧盟等对农产品品质要求日益严格且技术标准不断提高的形势，中国农产品安全标准也在不断探索农产品检测国际互认机制。在调研组所到的潍坊，2019年，潍坊农综区农产品检验检测公司与日本相关检测公司在日本东京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开展中日检测科研技术合作。目前，经检测出口的生姜和姜泥、蒜泥等产品，在日本市场份额分别达到60%和45%以上。
习惯用数据“说话”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主任肖新月委员，一路上都在向有关部门征集相关数据。她的观点是，农产品的准出和市场准入的过程会经过抽验、快检、发合格证等形式，但这些渠道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是严密，这些数据之间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监管“空白”，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影响到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政策措施研究制定的相关部门，“要增强检测数据之间的关联度和透明度，进而提高管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使之跟得上未来绿色发展的要求和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的技术水平与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的要求已经不相适应。总体呈现出检测范围较窄，检测指标偏少，检测准确度不高等问题，“比如在一项检测合格率为100%的农产品中，要看它检测的类别项有多少，未检出可能并不意味着没有残留，而是一些污染物不在检测范围或指标内而已。”因此调研组在反馈情况时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增强监管的实效性和精准度，让安全隐患无处遁形。
▲▲▲“二维码”里的大文章
拿起农产品外包装，找到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叮——”的一声后，宋建朝随即放下产品，专注地研究起二维码扫出来的内容，“你看这个二维码里包含的信息就非常全面，产品的产地、合作社名称、上市日期、相关检测情况都有。”“有的二维码扫出来只是一个销售信息或者产品介绍，那就没有意义了。”
随手“扫一扫”，小小“二维码”承载的可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大文章！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可以实现农产品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是保障老百姓‘舌尖上安全’的有效方式。”宋建朝深有感触的是，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提出相关提案11件。2019年全国两会闭幕后，全国政协第19次主席会议审议十三届二次会议重点提案题目，提案委员会从40件重点提案中选择了若干重点协商题目，其中就有宋建朝等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提案，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亲自督办。
如今，再次追踪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委员们对追溯体系建设也有了新的体会。
“在追溯体系发展的顶层设计上，流程设计、查询模式、设备实施等都与现有的新情况不相适应，不能满足现阶段追溯的需要。建议从国家层面整合现有的追溯平台，统一纳入大数据进行集成管理。”调研组提出，追溯体系要能实现全链条精准定位，形成种养殖、收购、运输、加工、销售、餐饮等全链条一体化监管模式，健全市场查验追溯码制度，解决发现问题却不能精准定位的问题。
宋建朝认为，要从国家层面统一规范合格证的内容，并且区别不同生产主体的追溯形式、追溯手段，做到二维码和纸质版并用，有效解决散装农产品追溯难问题。
无论生产、检验还是追溯，农产品质量安全全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监管都离不开监管队伍建设。针对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队伍不健全，省、市、县监管队伍基本到位，乡镇及村级农产品质量监管力量极端薄弱，特别是村级大多出现真空、监管缺位的状况，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陈晓华呼吁，要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建设，推动监管力量下沉，重点加强县、乡镇和村监管能力，建立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队伍。
民以食为天。在保障食品安全这个“天”大的事情上，我们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