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裕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著名画家李可染受邀以《七律·长征》为题创作一幅山水画。他几经易稿，最终以“以大观小”手法创作出画作《长征》，表现红军不畏艰难的精神，也实现了变革中国画的笔墨长征。
在近日启幕的中国嘉德2021春季拍卖会中，这幅经典美术作品将与王式廓、周思聪、卢沉等著名艺术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作为中国近现代及当代部分的最重要拍品亮相“大观”夜场，令观众颇为期待。
红军不怕远征难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李可染以毛泽东所作《七律·长征》为题，创作一幅山水画。
1956年，李可染已经再次开始进行长途写生，溯长江，过三峡，历时8个月，行程两万余里，进行了一次画艺探索的“长征”。途经杭州、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写生作画近200幅。次年，李可染与著名画家关良同访东德，前后历经4个月，创作了大量写生。
面对壮丽山河，李可染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观察方法和描绘方法，他强调要用传统绘画“以大观小”的方法，从全局观察、把握、选择对象，为确立自己的新山水画风格奠定了基础。以传统笔墨绘写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创作热情空前高涨。
1957年，《诗刊》创刊号发表《七律·长征》。随着毛泽东诗词的陆续发表，诗意画创作开始蔚然成风。当时，《长征》中的革命气概和乐观精神鼓舞了许多艺术家。李可染曾创作的《万山红遍》系列，傅抱石《蝶恋花》《虎踞龙盘今胜昔》等名作均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些艺术家心怀崇敬，深刻揣摩、反复画绘，创作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新山水画。
此时，一心要“为祖国山河立传”的李可染，同样十分关注诗意画的创作，他曾说：“在毛主席那些写景抒情、壮阔激越的诗词里，有许多动人的山水画。”1959年，创作巨制《长征》的同时，李可染先后在《美术》《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画山水，最重要的问题是‘意境’，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他说，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为座右铭勉励自己，不仅继承传统，还要有胆量，敢于突破，敢于创造。“魂”即有意境，“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写景就是写情”。
在《长征》中，李可染创造性地借助写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线性笔墨结构转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容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其中，李可染将数座山的形态浓缩于一幅之中。传统绘画中的峰峦叠嶂，在这里以浓墨重色写成，块面厚实稳重，以留白形成的山路、水道穿插其间。右侧主峰和次峰前后分明，左侧山岗屹立，渐行渐远的山峦泛起光泽，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照和呼应，使画面展现出丰富的层次。
全幅结构规整，笔墨精严，通过色调的明暗变化，平衡了画面厚重的体积感，布局上画面颇具形式感，点、线、面的组合使画面厚重饱满。红军队伍行进在茫茫大山之中，沿狭窄山路从左往右横越画面。中间几点红旗巧妙贯穿，指引视线随之行进，如同引路的灯塔。红旗漫卷，充满象征意义，也点明主题。
“中国美术史上无可代替的经典”
作为具有独特艺术品格的绘画大师，王式廓一直专注于农民题材的创作。他以精妙的画笔展现着经历苦难的农民不懈斗争的坎坷经历，诉说着艰苦奋进的革命精神。
20世纪50至70年代初，是王式廓的艺术创作的高峰期，这期间他始终在为大型油画《血衣》的创作做准备。
在创作过程中，王式廓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血衣》的创作过程中，他反复琢磨人物形象，呈现出中国农民非凡的精神姿态。1959年，王式廓创作的大型素描《血衣》一经问世，即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无可代替的经典”。
王式廓早年曾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接受着严格西画训练的他从未忘记从中国传统绘画中汲取灵感。对革命斗争与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更促使了他在创作中表现对民主与独立的追求。
1935年，王式廓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师从藤岛武二，学习写实艺术，并有意识地将当时流行的西方现代艺术语言融汇在作品中，为其艺术风格奠定了基础。1937年，回国后的王式廓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逐渐开始进行历史画与革命宣传画的创作，成为革命美术运动的实践者。
在创作完成大型素描《血衣》之后，王式廓一直深入农村收集创作素材，夜以继日创作高水平的农民肖像作品，为《血衣》油画的创作做准备，包括多件油画肖像和素描写生素材等。这些经典美术人物的塑造因身份、神态和心境而不同，线条的强弱粗细、空间的明暗轻重、笔触的刚柔方圆等都具有微妙的变化，体现着王式廓对农民的深情厚谊。
不幸的是，1973年，在创作过程中，画家王式廓因过度劳累而离世，只留下大型素描作品《血衣》（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大量的手稿和写生素材。在创作这批素描和油画过程中，《血衣》油画创作未能完成，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大憾事。
总体来说，《血衣》系列开创了新中国主题性创作的新范式。在此次上拍的41件《血衣》油画草稿中，王式廓将西方绘画古典技法与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以一位革命现实主义画家的视角，展现了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中国水墨画的第一批探索者
卢沉和周思聪是在20个世纪50年代接受过革命教育的一代人，他们以一颗赤诚的心，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新时代作贡献。不同于一般艺术家的是，他们更关注艺术创造的规律和原理。
在技巧上，卢沉和周思聪最早接受的是中西融合型的教育，以素描造型为基础。但在学习过程中受到蒋兆和先生的人物画影响很大。此外，叶浅予和黄胄先生的速写，对他们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1959年，周思聪作品《颐和园风景写生》在维也纳获奖；1964年，卢沉创作《机车大夫》；1976年，他们共同创作《清洁工人的怀念》，使得他们因人物造型的准确和生动、构思的含蓄和构图的巧妙而受到画界的关注。1979年，周思聪创作《人民和总理》，成为周思聪艺术革新过程中的重要作品，“这是思聪创作道路上一个转折点，从此摆脱了单一的人物画创作模式……”
1980年，他们开始由卢沉早在1966年就酝酿构思并初步构图的、描写以矿工为主线的作品《矿工图》。从这幅画开始，周思聪摆脱了素描造型的束缚，探索运用新的构成、抽象、分割、并置、拼贴、重叠等手法来进行创作，打破了单一的时空观念，“开创了水墨人物画从写实性走向表现的一代新风”。
在《矿工图》之后，周思聪更重视绘画语言的整体性与单纯性，将更多的精力用在画境和语言意韵的创造上。她的彝族劳动妇女系列和荷花系列，代表了她晚年艺术创造的成果，也示范了中国画创新的方向。
作为水墨画的第一批探索者，卢沉、周思聪身处社会与时代的转变中，同样也站在了传统水墨画转型的十字路口。从勾染皴擦到变形重叠，从水墨写实传统到大胆借鉴西方诸流派。他们所期望的是突破一般化的、程式化的艺术语言，从而找到水墨表现现代生活的时代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