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清

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位于南京城东长江路东端的梅园新村街道两旁。中共代表团在这里住了10个月，浊浪排空的历史洪流在这儿只是打个漩涡，但却留下惊涛拍岸、壮怀激烈的一笔。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斯人远去，星汉灿烂，只有院子里那两棵柏树，还有那棵垂丝海棠和几株石榴、葡萄、蔷薇，依旧生机盎然，绽吐芬芳，穿越时空，光照千古。

“我住楼下， 给你们放哨！”

1946年1月，国民政府在重庆组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让刚刚经历8年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曙光。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5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前往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代表迁移南京前夕，周恩来面对重庆各界人士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谈话：“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在这样长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艰苦的一段路。”

南京梅园新村原为汪伪政府房产，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收缴接收后，拨给中共代表团使用。国民政府拨给的仅梅园新村30、17号两处办公用房。中共代表团入驻后感到非常局促，不够用。由中共出资（35根金条），以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的名义购买了30号旁边的35号，作为另一处办公用房。即便如此，住房还是紧张，当时年逾花甲的董必武与夫人何莲芝以及3个孩子一家5口，挤住在一间仅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周恩来和邓颖超办公兼卧室的30号楼上，是代表团的机要室和秘书室，三间低矮的小阁楼，伸手就能摸到屋顶，南京素有火炉之称，夏天里面热得像蒸笼。窗户很小，通风不好，加上为了防止住在31号的特务偷听偷看，阁楼窗户日夜都用红黑两层窗帘紧紧遮住。最热的时候，机要科的同志打来一盆凉水，把脚泡在水里解暑，他们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汗流浃背、废寝忘食地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十分关心同志们，经常上楼看望大家，送来菊花茶、绿豆汤，并把代表团唯一的一台电扇送上楼给大家用。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们是干保密工作的，要注意安全，我住楼下，给你们放哨！”

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先后有200余人，国民党警察为了监视代表团的活动，对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进行了登记、备案，每张卡片上写着：户主周恩来。

梅园新村在中共代表团入住前，国民党当局在周围安设了许多幽灵一样的特务据点，对面的29号、22号，以及一墙之隔的31号都是特务监视站。除此以外还安排了许多流动特务，附近的“裁缝”“鞋匠”“黄包车夫”“算命先生”都负有特殊任务，负责跟踪、盯梢来访的客人。

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中写道：“梅园新村的名字很好听，大有诗的意味。然而实地的情形和名称完全两样。不仅没有梅花的园子，也不自成村落……街道崎岖不平，听说特种任务的机关林立，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一样的眼睛、眼睛、眼睛。在这种环境中，30号会客厅角落里的那台落地收音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当代表团开会或有客来访，隔壁的特务就会竖起耳朵听，同志们就会把收音机打开，音量开得很大。”

国共双方的谈判桌从重庆挪到南京，前方激战从邯郸打到中原，国民党当局自恃兵强马壮、实力雄厚，拥有“美援”，和谈只是迫于舆论，只是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兵力，发动内战。

和谈大门完全关闭

随着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第三方面”调解宣告失败。1946年11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国共双方和谈的大门完全关闭。

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中共代表乘美军飞机离开南京。留下副团长董必武全权负责“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全部工作。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体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

中共代表团进驻南京梅园新村的同时，决定在沪设立办事处，为此租下上海市思南路73号、一幢四层的法式花园洋房作为办事处。由于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办事处对外称周恩来将军寓所，简称周公馆。

1947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封锁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周公馆。“电话线亦被剪断，中共人员完全失去自由，搜查时连世面公开出售之长波收音机两台亦被搜去‘代为保管’。”3月1日，国民党当局封锁周公馆，董必武冷静地主持了最后一次党支部大会，布置好各项任务后，决定先期由上海撤回南京。据工作人员回忆：“3月1日晚上，除室内室外布满特务外，武装警察数十人复包围周公馆周围，子弹上膛之声通宵达旦，妄图恫吓我们。”

3月2日晚上9时，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警卫员刘国安，以及董必武才1岁的小儿子董酉生（良翮）。三个大人每人穿一件米黄色绸面丝绵马甲，里面缝了几十根金条。刘国安在日记里写道，董必武严肃地说：“这是党的经费，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万万不能丢呀！”

他们四人离开办事处时，国民党派了数十辆轿车、警车、摩托车，前呼后拥、左右开道，“护送”他们到火车站。上车后把他们安排在一节软席卧铺车厢里，那里的“旅客”全是特务。3日上午8时，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他们一下车，那些“旅客”一个个露出了凶相，将他们四人包围，特务竟然以手枪抵住他们胸膛。

董必武的警卫员刘国安原来是河北省武强县游击大队的，机敏能干，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回忆说：“我看他们要劫持董老，立刻用自己的身躯把董老挡在后面。车站到处布满了军、警、宪、特。特务威胁我们，不准离开车站，并引我们到一间三面是玻璃窗的站房。怎么办呢？我万分焦急，我在站房一边等候南京办事处派车来，一边考虑如何保证首长安全。一会儿，我透过玻璃窗看见办事处的两位司机正在寻找我们，我使劲敲打窗棂，隔着玻璃窗喊他们，但外边听不见，他俩渐渐走远。”

就在这时，警察头子出来了。董必武厉声斥责：“是谁不让我们走？凭什么理由不让我们走？”警察头子推托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上面哪个人的命令？是你们蒋先生的命令吗？拿出来我看看！”董必武又说：“我们有办事处，有事到办事处去谈嘛，你们这是阻碍我们行动自由，非法刁难我们。你们再无理取闹，不让我们走，我就在这里接见记者，发表抗议，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董必武大义凛然，警察头子慌乱起来，忙改口：“你们的车还没来，要走，得坐我们的车。”刘国安气愤地说：“不行，我们的车已来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坐自己的车？”刘国安请示董必武，由他出去叫车。董必武稍一犹豫说：“看来敌人早就安排好了，你出去要勇敢，不要怕！”刘国安不顾一切冲出站房去喊中共南京办事处的司机。

此时，一群特务围了上来，不让他和司机接近，硬让坐他们的车。刘国安急中生智，提出叫两辆出租汽车。谁料到出租汽车的司机也是事先布置好的特务，根本不按董必武指定的路线走，而是紧跟前面两辆特务的车行驶。当董必武一行坐的车经过车站门口时，刘国安不由分说地打开车门玻璃，高声呼喊南京办事处司机的名字。

回到办事处时，南京办事处的司机告诉刘国安：“听到您呼喊，我们一辆车跟着你们，看特务要把你们拉到哪里去，另一辆车赶快回办事处报信。”国民党特务见事已败露，只得撤退。

告别“周公馆”

3月3日清晨，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由《文汇报》《联合晚报》记者为他们摄影留念后告别了“周公馆”。他们几乎留下了全部财产，从周恩来乘坐的轿车到西装领带，从办公桌椅到钢笔糨糊，从成箱成匣的山东解放区“四美德”牌纸烟，到洗净补好、折叠整齐的衣袜被单，样样俱全、应有尽有。董必武还特地关照即将来上海的民盟中央委员冯素陶，请他将摆放在“周公馆”客厅里一个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茶色如意转交沈钧儒。

3月4日，周恩来致电民盟主席张澜，商请民盟代为保管中共代表团在京、沪、渝、蓉、昆五地的财产。民盟方面就此事于日内延请律师造册接受。

3月6日，中共代表王炳南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

本党在上述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因政府限令撤退，所余联络机关报馆及分销处之房屋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数委托中国民主同盟全权保管，业于三月五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交，并请林秉奇律师作证，除分函政府各有关机关外，特此登报声明如上。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罗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并公开发表了紧急声明。

3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对我京沪人员被迫撤退经过进行了报道：

南京中共联络处于廿八日接获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强迫撤退命令后，即遭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特务们行动之放肆与无耻可谓已达于极点，充分表示出蒋介石决心破裂十年来国共联系，最后关死和平谈判之门。

南京中共代表团所在地梅园新村十七号及三十号，原在特务重重包围之中，紧靠这两号房子大都是特务机关和化装的特务住所，不过过去还比较用隐蔽方法。二月廿八日以后，特务行动变本加厉，南京卫戍司令部与警察厅严令所属特务对中共联络处人员一律盯梢，且每日皆有恐吓电话打来。

中共联络处门外，经常有汽车七八辆及机器脚踏车八九辆，特务三四十人停留门前，每逢有人自联络处乘车外出，即有汽车跟随，如中共车中有三人，特务即跟上三个车子。

新华社电讯稿已被禁止外送至各订户，来访之各报记者每次必受盘诘，有数位记者曾被带至钟风里临时设立的特务指挥所盘问。三月二日王炳南氏访问司徒雷登时，特务车子也开进美大使馆前院监视。王访问邵力子时，特务竟然一同进内并同坐客厅。

五日联络处在京市大集成餐室宴请外籍记者时，即有与主客相等之特务廿余名在房厅外徘徊，且高声叫嚣。在梅园周围监视之特务，每日均非常小心地检查房内倾出之垃圾。

南京中山路《新华日报》办事处四五两日曾有特务至门市部抢书，并唆使流氓以石头猛击门窗。南京宣扬法西斯的《救国日报》则经常派人强迫将贴报处之《新华日报》撕去，而贴上极端反动的《救国日报》。

联络处人员二日及七日分批离京返延之时，每一汽车前后均有大批武装特务乘车押送。人员行李均遭无理搜查，新华社之收音机被借口“违禁品”加以没收。

七日至机场送別之中国记者数十人，在机场进口处亦被迫登记姓名住址及报馆名称，据悉一向因公常到梅园采访之新闻记者与社会人士，均已开入黑名单，准备最近期内加以逮捕。

“再会之期，当在不远”

3月17日，民盟中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前往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与上海市警察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洽谈接管中共在沪财产事项。两天后，原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财产由民盟接受代管，从此“周公馆”成为民盟总部机关办公场所。

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因中共代表团的撤离而放松对“周公馆”的监视，每到夜晚，“周公馆”对面那座原上海妇幼医院的大院楼房内便透露出灯光。每当“周公馆”有人进出，那座大院便有人伸头窥视。大院东端的十字路口，有两个焊铁壶、配钥匙的“小贩”。只要“周公馆”稍有动静，他们即停下手中活儿，鬼头鬼脑地张望。这俩“小贩”常常调换，时而是背刺青龙的大汉，时而是拱肩缩背的人物。

10月25日，由民盟代管的上海周公馆等处均由警察查视。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0月30日，上海警察局派员接收民盟代管的中共在沪房产。

中共驻南京、上海办事处代表先后被迫撤离，周恩来在向朋友们告别时信心百倍地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董必武对前来送行的朋友们说：“再会之期，当在不远。”

两年后，中共就回到了南京、上海。

1949年南京解放后，梅园新村被南京市政府妥善保护。1961年，初步建成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公原址纪念馆，并对内部开放。1977年11月，中共南京市委将纪念馆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1978年11月，纪念馆对外开放，杨尚昆题写馆名。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位于上海思南路73号、71号的周公馆，1959年5月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2月，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修复旧址、恢复原貌、建立纪念馆。1982年3月，纪念馆实行内部开放。1986年9月，对外开放。2019年10月，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作者单位：江苏省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