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灿龙

主讲人简介：

王灿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句法语义重点学科带头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第二、第三届立法用语规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和语文评论文章120余篇。

编者的话：

“打铁还需自身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语言形式饱含着深刻的哲理，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一路走来的。了解、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本期讲坛邀请王灿龙委员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沿革讲起，着重讲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全国各族人民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于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国家公职人员的派遣与流动日趋频繁，比如干部要在全国范围内调动，青年要离开家乡到部队戍守边关，高校毕业生要分赴外地工作；另一方面，普通群众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求也空前高涨，人们既希望通过广播、报纸和书刊了解国家政策、提高文化素养，也希望通过学习科学知识和技术，增强为国服务的本领。但是，由于方言差异较大，不同地域的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存在较大的困难；加之整个社会的文盲率较高，报纸和书刊等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等等。于是，一个统一、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成为当时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尽快在全社会扫除文盲的呼声也愈加强烈。针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适时地将语言文字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955年10月，继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议就统一、规范的民族共同语达成共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该共同语通称为“汉语普通话”，日常交际中简称“普通话”。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领导下，通过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汉语规范化以及汉字简化等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的教育、科技、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极为深远。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工作重心的转移标志着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40多年来，这场变革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唤醒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持续发生深刻的变化。语言文字使用的环境、方式和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文学艺术事业和新闻出版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一个全盛时期；其次，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带动了广告业迅速崛起和扩张，广告语言成为一道风景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第三，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兴起，改变甚或颠覆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和书写形式；第四，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台湾也于2008年岁末与祖国大陆实现“三通”，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人员往来祖国大陆成为常态，普通话和简化汉字在港澳台地区的认同成为一个新的话题，等等。在这种社会条件和形势下，普通话和简化汉字迎来了较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使普通话和简化汉字更好地适应国家的教育、科技、文化以及经济、外交等的需要，并不断得到健康发展，国家于2000年10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汉语普通话和简化汉字（法条用的是“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开创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有法可依、依法管理的新局面。

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文字

最近三四十年来，语言文字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密切。人们接触和使用语言文字的机会大为增多，方式也呈现多样化。日新月异的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不仅使“说话”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也使“写作”成了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发表与传播瞬间即可完成，有的还可随时得到读者（接受者）的各种反馈。整个社会的语文生活因此而进入一个异常活跃的时期，最明显的表现是语言表达形式时有变化，一些人寻求突破，试图建立一些新的“约定俗成”。这些变化有的是正面积极的，有利于语言的丰富与发展；有些却是消极的，甚至是负面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变化形式即使不影响小范围内的信息传递与交流，也难以融入语言系统之中，甚至还可能造成某种危害，不利于语言的纯洁、健康与发展。下面简单列举数端，以窥一斑。

广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好的广告语能直击人心，使人对产品留下深刻的印象。巧用成语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比如某品牌挂锁的广告语取成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前一半“一夫当关”，就很好地表达了主旨：该产品牢固可靠。这种成功化用成语的案例使得一些厂商或广告商纷纷效仿。有的为了让某个成语跟要宣传的产品扯上关系，竟直接“改造”成语，比如将“有备无患”改成“油备无患”（某祛风油广告）；将“机不可失”改成“鸡不可失”（某烧鸡广告），等等。不能不说，如此改造而得的广告语不仅宣传效果有限，而且干扰了成语的正常使用，特别是容易对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和使用成语产生不良影响。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过70%，网民规模已接近10亿人。网络不仅是人们了解世界、获取信息、学习知识的现代高科技工具，同时也为人们交流情感、表达思想甚至发泄情绪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以及相对隐蔽性等特点使得网络写手们在使用语言方面“随心所欲”。在一些网络聊天室和论坛里，有些词语和日常用语被“置换”成了方言谐音字或数字，有的表达还常包含一些字母、数字、符号等，比如“俊男”“美女”和“姐妹”被写成“菌男”“霉女”和“集美”，“对不起”代之以“687”。

以上是人们刻意改造一些规范表达形式而形成的变异用法。实际语言使用中还有一类情况——因为自身语言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失范用法。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读错音、写错（别）字等，比如在一些电视连续剧中，“狭隘”的“隘（ài）”念作“yì”，“股肱大臣”的“肱（gōng）”念作“hóng”，“月氏”的“氏”(zhī)念作“shī”；也有电视节目中将“龟(qiū)兹”念作“龟(guī)兹”，将“并行不悖”中的“悖”（bèi）念作“bō”。再如某地晚报连续报道当地小学生为公共场所纠正错别字的公益活动，其中一篇的标题为：“公共场所的错误文字‘岿然不动’，事关城市‘脸面’的行动就这样嘎然而止？”本来，如此直白的质问有不小的警醒作用，可是由于将“戛”误写成“嘎”，使本来很严肃的一件事演变成了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笑话。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跟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如果缺乏规范，或者我们使用的时候不遵守规范，轻则影响交际效果，重则影响工作，甚至妨碍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不规范表达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文风不端正造成的。这种情况通常更为隐蔽，危害性不容小觑。所谓文风，就是指作者说话或写作时秉持的思想作风、表达理念以及使用语言文字的某些倾向性的综合反映。它直接影响着说话与创作。文风虽不仅仅关涉语言问题，但它一定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自古及今，讨论文风问题总离不开从语言着手。古人所谓的“辞尚体要，弗惟好异”（《尚书·毕命》）、“简言以达旨”（刘勰《文心雕龙》）、“唯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等说的都是文风问题。

近现代以来，重视并力促文风改革的当首推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端正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创立一代新文风，专门撰写了《反对党八股》一文。在他看来，与平淡无味的简陋语言相比，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所谓华丽语言同样不可取。

邓小平同志也主张并身体力行地倡导优良文风，他的讲话和报告历来都是开门见山，主题鲜明；既生动活泼，又朴实无华，口语性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江泽民同志在谈到文风问题时，曾批评有些新闻作品“不讲辞章文采，文字干巴巴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句套话”，有的甚至“哗众取宠，乱套概念，词句离奇，使人看不懂”。胡锦涛同志对文风问题也非常重视，他曾在全国宣传部部长会议上强调：要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要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风问题有过专门深入的论述。2010年5月他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讲话，明确指出不良文风的几种表现，并剖析了原因。在谈到改进文风的办法时，总书记教导人们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短。讲话写文章力求简短精练、重点突出；二是实。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三是新。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要有新思路、新举措和新语言，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总书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自己说话、写文章，常常使用老百姓的日常语言，像“打铁还需自身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浅近实话，为改进文风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纵观当前一些文件和书报杂志，不能不说，其文风问题令人堪忧。有的内容空洞无物，官话套话连篇；有的语法错误，逻辑混乱，文理不通；有的任意点断，或者文不加点，一逗到底；有的生造词语，滥用新名词，玩弄新概念；有的半文不白，搬用欧化句式，或大量使用稀有字母词。这里试举一例（摘自某正规出版物），略做分析：

“汽车的诞生，类似于一夫一妻制的人类学意义”，“由于有快感的生产，香车美女已经成了一种普遍化的文化消费心理结构，这种结构既是财富的社会结构，也是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心理基础与社会基础”，“这符号，是消费社会提供的‘相异性外科手术’”，“贪婪本身，是一个耗散型的结构，除了口干舌燥之外，你什么也没有获得。”“时尚是什么？时尚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女’，看上去的迎合本身，就是反手倒戈的回马枪。”

以上这些句子有的滥用标点，如强行在主谓之间点断；有的生造、滥用词语，如“普遍化”“相异性外科手术”。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些说法都是胡乱搭配，整个句子令人不知所云。“汽车的诞生”跟“一夫一妻制的人类学意义”在哪一点上“类似”？！“香车美女”怎么会既是“文化消费心理结构”和“财富的社会结构”，又是“生产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原文的表达不光读者无从理解，作者本人过后再看，恐怕也不甚了了。

规范语言文字 推广普通话和简化汉字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语言文字作为社会性的人文符号系统，其日常使用是需要规范的，也是可以规范的。汉语和汉字的历史非常悠久，其规范工作的历史也同样久远。历史上的规范工作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自觉的，也有非自觉的。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规范当属秦朝推行的“书同文”运动。历史上的一些字典、韵书，比如《尔雅》和《说文解字》等，对于当时及后世语言文字的使用在客观上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

语言文字之所以要规范，是因为语言文字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社会成员对语言文字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任何社会行为都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契约，接受共同的社会准则的约束。作为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交际工具，语言文字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使用标准，则势必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交际混乱，继而使其符号系统失去应有的功能。

语言文字之所以可以规范，主要在于语言文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性符号，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人类作为语言文字的主人，既然创造了语言文字，那么当语言文字出现一些不合标准甚至有损其系统平衡的变异用法时，就可以对其进行人工干预，比如纠正不当或错误的用法，分析新出现的变异形式，根据语言文字系统本身的规律，参照表达的目的和环境，做出取舍，及时调整，正确引导，以保证交流顺畅，促进语言文字健康发展。

语言文字的规范相伴语言文字始终。当前汉语普通话处在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规范化工作不可懈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规范化工作就是简单地冲着“变化”而来的。对于语言的变化，我们有清醒的认识，变化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正常表现，不是所有的变化都导致语言的退化或恶化，有许多变化恰恰是语言进一步发展的前奏。从本质上说，语言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生事物随着社会发展在不断涌现，人际交往、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所造成的语言接触也愈加增多。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科学地审视、分析社会语文生活中的新情况、新现象和新问题，保证所确立的规范标准既源于语文生活，又高于语文生活，并最终更好地服务于语文生活。

《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推广普通话”不仅是语言文字法的规定，还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个表述在宪法中凡三见。《语言文字法》虽然没有明确说“规范汉字”即是指“简化汉字”，但是从该法第十七条的表述来看，其实指的就是简化汉字。因为第十七条明确说，只有六种特殊情形下，才“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繁体字”是相对于“简化字”来说的，没有“简化字”，则无所谓“繁体字”）。再从汉字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上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从官方的正式文件、党报党刊及大中小学教材，到社会出版物与民间文书等，全都用的是简化汉字（部分古籍整理出版物用繁体字例外）。可见，《语言文字法》规定的“推行规范字”实际上就是“推行简化汉字”，即简化汉字在我国具有法定地位。由此，从根本上说，推广普通话和推行简化汉字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应遵照执行。

70多年来，包括普通话推广和简化汉字推行工作在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行业，不再因为方言的差异而发生人们相互之间难于交流和沟通的情况，文盲现象也基本扫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社会效益巨大。只是由于某些原因，一些边远偏僻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部分人不懂普通话、不认识汉字，或者普通话水平和识字能力较低，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同时也使得党中央的声音和国家政策难以及时传达至基层和个人。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因不懂普通话从而在接受义务教育方面面临诸多困难这种情况，在有些地区也比较突出，令人担忧。因为儿童是社会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不管这些儿童成年之后是留在本地区工作，还是到其他省区发展，他们都需要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而良好的普通话水平和汉字识写能力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技能。有鉴于此，在民族地区学校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并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目前限于部分课程），以及在普通话水平和基础教育薄弱的其他地区进一步推广普通话和推行简化汉字，都是当务之急，事关学习主体的个人综合素养的提高与当地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不可拖延，也不容置疑和否定。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35年，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而确保文化建设事业不偏离正确的轨道。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育，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所凭借的基本工具。此其一。第二，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典籍需要人们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其历史形态、语义演变等方面的知识予以解读、领悟和化用；另一方面，保存和传承人们创造出的文化离不开语言文字，有些文化本身就是靠语言文字来呈现的。第三，语言文字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一方面可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并努力推动世界文明相通和文化交融，促进各国人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从而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这个伟大的征程中，我们要持续加强推广普通话和推行简化汉字的工作，并积极、科学地开展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引导，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以及民生等方面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为推动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其应有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