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英

每年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见面会，或者每个季度公布宏观数据后，就业问题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或者说，作为一名以经济分析为本职的观察者，近些年来，我对就业率的观察也一直不敢放松。但从内心的感受来讲，我越来越不担心这个问题。

理由实在太多，仅举几则。

一是主观感受。

我讲个小例子。我的表妹，东北某大学独立学院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毕业时，曾兴冲冲来北京闯荡，结果卖了三个月保险后，果断打道回吉林了，找了一份美术编辑工作。这与她的专业八竿子打不着，却与她从小对美术感兴趣的经历相契合。工作刚两年就成为单位骨干了。即便是在经济已经落后全国的东北，她的同学，除了跟家里做生意的外，也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意思的是，真正搞计算机的不到一成。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21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我们的生活经验已经表明，在中国，只要受过高等教育，在半年内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绝对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预期过高、家里有老可啃的要除外。

二是历史数据。

今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给的数据是，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4%，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新增就业29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27%；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03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37万人，均保持较高水平。

如果我们翻翻近10年的就业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数据是所有经济数据中完成得最好的，每年都是超目标完成。即便2020年，我国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也达到1186万人，超额完成了目标任务。

根据宏观经济数据曲线外推，我们也很容易就得出乐观的结论。毕竟，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要远比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强得多，可预测性也更强。

三是高质量发展。

20年前，中国宏观经济统计上，有一个估算模型，即GDP增长一个点，能带动100万人就业。

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化，这个模型的比值也逐渐向1:200万靠拢。如果考虑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特征，催生大批新型就业形态，这个比值会更高。

总之，就业率作为连接宏观经济供给和需求的桥梁，作为提升社会幸福指数的关键指标，作为宏观政策的基本依据，无论怎么重视，都不过分。但关注的重点，应该逐渐从总量供需向结构优化转变，向优化人力资本配置环境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岗位供给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