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0”目标给我们带来挑战和机遇。一方面，目前中国人均碳排放已达7吨以上，尽管还有10年达峰时间，但空间不大。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人均GDP为1万美元，2035年要达到3万-4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后还要到6万美元的前沿发达国家水平。因此，我们不可能像老牌发达国家那样走高碳高增长的路，也不会走低碳低增长的路，只能选择低碳甚至零碳而较高增长的路。

在这方面，我们有两大优势：一是不少产品仍未达到需求峰值，可直接以绿色产品替代，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交通运输部门排放达峰时千人乘用车保有量分别约为423辆和575辆，而中国目前仅为173辆，在汽车普及期，我们可以直接购买新能源汽车；二是我国经济增速仍然比较高，可以为绿色产品创新和推广提供更多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领域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从更宽的视野看，我们有可能在这场全球范围、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变革中，发挥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碳减排很重要，同时要重视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并形成协同机制。如，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通过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和零排放、低成本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协同实现减碳、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从全球范围看，绿色发展仍然是飘在空中的风筝，看起来很美，但根基不牢。欧美国家发展碳排放权市场，我国也建立一些碳交易所，但交易总体上不活跃，主要原因是基于自愿减排，缺少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绿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下一步，我们要敢于告别“老办法”，尤其要探索激励机制和解决碳账户问题。建立包括碳减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并在一定时期内平衡账户。同时鼓励各地积极开展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责任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再经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励创新和发展，推动绿色转型扎实有效地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