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震

从1977年9月，向守志将军由第二炮兵司令员调任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到1990年将军在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离休，13年间，羊维忠、刘万勤、赵挺3人曾经担任过将军的秘书。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的一个下午，在古城金陵南郊将军山下将军大道旁的一个茶社里，3位曾经的秘书向本文作者讲述了他们当年在向守志将军身边亲身经历的一件件“小事”。

小事不能小看

1977年，向守志将军从北京调到原南京军区任职后，羊维忠秘书曾提出由军区机关派几名官兵到首长北京家中帮助整理一下物品，以便搬来南京，方便将军生活。

向将军一摆手制止说，这事不要麻烦军区的同志劳师远征，我们有双手可以自己劳动嘛。我让张玲收拾一下，下次我到北京出差顺道搬过来就行了。结果，首长家从北京搬到南京的生活用品等硬是由首长夫人自己收拾的。

1978年，军区在扬州召开人防工作会议，向守志副司令员率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住在华侨宾馆，伙食按会议的统一标准，大家都一样，宾馆做啥就吃啥。会务人员向宾馆提出为首长加几个菜，改善改善伙食。用餐时，向守志发现了餐桌上的变化，坚决制止了这一做法。并严肃地说：我们是来工作的，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大家能吃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吃了？标准不能变！

向守志任军区副司令员时，一次去军区城西湖农场检查工作。首长的到来，让农场的官兵非常高兴。农场是搞农副业生产的，当然不缺鸡鸭鱼肉和花生、粮油这些土产。临离开农场前，高玉师长让农场官兵给首长的车上装了一些土产。羊维忠对高师长说，首长是不会带的，就不要往车上装了。高师长解释说，这些东西又不值几个钱，纯粹是农场的同志们对首长的一片心意。

向守志知道后，还是温和而又干脆地制止了：“同志们的心意我收下了，但一颗花生也不能带回南京。‘小口子’绝对不能开！”

“刘秘书，别忘了缴伙食费嗷！”刘万勤回忆说，跟首长下部队每离开一个单位时，首长都会提醒他一句。

确实偶有漏缴伙食费的情况。赵挺当秘书时，一次随向司令员去十二军出差，由于那次行程紧张，匆匆忙忙离开时忘了缴伙食费的事。上车后，向守志问起缴伙食费没有，赵秘书实话实说。

一副菩萨心肠

那次在十二军时间不长，伙食费并不多。回到南京后，赵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寄伙食费，十二军司令部管理处收到伙食费后，立即开出收据寄出。几天后，赵秘书拿着伙食费收据向首长汇报，此事才算结束。

舟桥三十一旅在无锡驻防时，有几个直属分队营区就坐落在华藏寺几幢破旧的房子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僧侣已不知去向，寺庙也已名存实亡，除了几幢破旧的房子外，还存留了一对石狮子。

那年，部队要离开华藏寺调防到南京花旗营，加工连的干部战士认识到这对石狮子既无人管，也无人要，出于好玩，也出于纪念，就让华藏寺这对石狮子随部队一起“调了防”。

向司令员到舟桥旅视察工作时，在这个连队门前看到了两座精巧的石狮子，便问随行的旅领导是怎么回事，旅领导说明了情况。一向温文尔雅的向守志严肃地对旅领导说：你们知不知道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寺庙的东西你们也能拿？

很快，这对石狮子就完璧归赵，复归原位。

向守志将军调任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组织上选定羊维忠给首长担任秘书。尽管已过去了几十年，羊维忠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儿：

有一年在上海搞演习时，保密室一位叫万东宝的保密员在首长的文件袋上作标注时，竟然将首长的姓氏写成了“项”字。这确实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低级错误。事也凑巧，偏偏就没有一名工作人员发现，从而纠正这个错误，直到把文件袋送到将军手上被将军自己发现。

在首长身边工作，居然把首长的姓氏写错，这事可大可小。别说是首长，就是平常人也会不高兴，甚至发火的。更何况，这事又发生在军事演习这么严肃的工作中。

将军不怒自威，大家都很紧张，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把保密员喊过来！”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的万东宝，顶着一头密密的汗珠来到首长面前，头都不敢抬。将军问，为什么把我的姓写成了那个“项”字？万东宝怯怯地说，自己不知道首长的姓是哪个字。

其实，这个“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军区机关工作的干部焉能不知道军区首长的姓氏，更何况在首长身边工作？即使刚刚到首长身边半天、一小时、半小时，也应知道首长的姓氏啊，而且“向”也不是生僻字。

向守志并没有对万东宝的辩解深究，而是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军区机关的同志一定要树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写错我的姓名事小，但作风粗疏事大，真的打起仗来是要出大事的。古今中外的战史上，粗心大意方面的教训都很多，一定要吸取教训啊！

为了防止万东宝思想压力过大，细心的向守志又让羊秘书事后找万东宝谈谈，让他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年轻人嘛，吸取教训就好。

万东宝原以为自己背个处分是肯定的，立即从首长身边赶走也有可能，没想到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对万东宝的一生影响都很大。此后，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他再也未犯过作风粗疏的错误。

向守志调任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时，聂凤智任司令员。有一年，一位退休的军委老首长来南京时，到军区党委办公楼看望军区领导。驾驶员把军委老首长送到军区党办楼下后，猜想首长们怎么着也要叙谈半小时以上吧，考虑到党办楼下场地狭小，便按惯常的做法把车子开到了停车场，等秘书来喊时再把车子开过去。

但没想到这次首长们会见很快结束了，聂司令员陪同军委老首长下楼时，之前保障军委老首长的那台车还在停车场。正巧这时向守志副司令员的车子停在党办楼下，跟随首长来南京工作的驾驶员韩明宏正在车内低头看书。聂司令员为了不让军委老首长久等，便喊向副司令员的驾驶员把车开过来送首长。由于气候寒凉，韩明宏在车内门窗都是关着的，聂司令员喊了好几声，韩明宏也没有听到，便没有把车开过去。

军区最高首长喊一辆车子，驾驶员竟然“无动于衷”！这事传起来便有些邪乎。军区司令部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知悉此事后，准备报告向司令员后处理这个驾驶员，把他“弄走”。

这事如果处理不好，驾驶员不仅会认为首长和机关领导不讲理，感到委屈，心理蒙上一层阴影，甚至还会影响他的一生。因此，向守志副司令员没让秘书处理这事，而是亲自找韩明宏了解情况，确信韩明宏当时既没有听到聂司令员的呼喊，也没有看到聂司令员招手。弄清情况后，向守志副司令员便当面向聂司令员作了说明，还表示以后进一步加强公勤人员的管理教育。

一名普通党员

1978年，向守志将军调任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分管作战、人防等工作，组织关系由此迁入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党支部和人防处党小组。

赵挺回忆说，向司令员缴党费具有一种庄重感和仪式感，这体现在三个非常具有个人特点的做法上：一是固定日期。除在外出差或参加重大活动外，每月第一天缴党费雷打不动，从不推迟。二是亲手准备党费。向司令员缴党费，不是让秘书直接从工资里扣除，也不用印制的现成信封装党费，而是找来一张白纸亲自折叠成袋状，把党费放入其中后，恭恭敬敬地写上“向守志党费”5个字，然后交给赵秘书，并督促及时代自己交给人防处党小组。三是每次都有收条。作战部人防处党小组每次收到首长的党费后，都按多年的传统做法出具一张收据，赵秘书将这张收据交给首长后，缴党费的流程才算结束。

向司令员特别注意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作战部党支部和人防处党小组的组织生活。羊维忠、刘万勤、赵挺三人都说到，自己任向司令员秘书时，首长特别强调过一项要求，即每个月要预先了解掌握并向其汇报当月党支部和党小组的组织生活安排，如时间、主题、形式等，只要工作上能走开，一定认真准备、一定参加。如果因为出差，或因其他重要活动，时间冲突不能参加，一定要向党支部书记或党小组长请假，并说明情况。

赵秘书清楚地记得，自己到首长身边工作后，首长刚开始几次参加党小组会时，自己陪同首长到作战部后，与首长一起进入会议室，准备一同参加小组会。向司令员见状微笑着对他说，到党小组参加组织生活，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带秘书一起参加不合适，你去忙你的工作吧。

后来，相沿成习，向司令员去作战部参加党组织生活，秘书都会安心地做自己的工作。

无情与有情

一位军区老领导生前是一个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来原南京军区工作后，其爱人原先准备到附近一个单位去上班。一切都安排妥当，但这位首长不同意：“我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

就这样，这位首长的夫人放弃已经安排好的工作，当上了没有收入的全职家庭主妇，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1978年5月，这位首长病逝后，成年的几个孩子陆续搬离了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的首长遗孀，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住在了显得空空荡荡的将军楼里。而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又是一笔“巨大”的刚性开支。初时，还能靠着老首长留下的遗产勉强维持，时间一久，这日子便难以为继。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种家务事，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的同志也不清楚，对外很少接触的首长遗孀也不知如何解决。

向守志首长知悉这一情况后，当即召集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和管理局的领导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当年老首长抛家舍业，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老首长不在了，没有收入来源的遗孀生活怎么办？除了这位老首长一家外，其他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要把情况摸排一下，拿出办法来一并解决好，不然，何以让老领导在地下瞑目？

在向守志的直接关心过问下，司令部管理局将这位老首长的遗孀一家调整到一套标准的房屋，并得到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其他类似的情况，也都得到了统一解决。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一个刚由战士提干不久的年轻军官，腿部受重伤被截肢。这位年轻的伤残军官在医院疗伤期间，与一位护士产生了感情，并喜结良缘。年轻军官出院后，被安排转业到地方。但他的妻子却没有随调，天各一方，由于人生地不熟，生活极为不便。把妻子调到身边来，是解决其生活困难的最好办法。但其多方投告，都没有解决。后来，这位伤残退役军官，便给向守志司令员写信反映了自己的困难和诉求。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向守志司令员收到这封信后，立即批示要求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他指出，解决好伤残军人的困难，不仅是对他们流血奉献理所当然的回报，对其他人、对社会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伤残军人的事情办不好，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呢？

干部部的同志经过调查，发现这位退役伤残军官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提出的诉求也是合情合理的。通过与地方有关部门协调，最后把他的爱人调到了身边，解决了一家人的难题。

这件事之后，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根据向司令员的指示，对各部队参加对越作战牺牲与伤残官兵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在政策范围内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各种遗留问题作了很好的解决。

将军到原南京军区工作时，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平反冤假错案任务最重的时期。无论是任副司令员，还是司令员时，将军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赵挺清楚地记得，他当秘书时，对如何办理各地写给向司令员的信件有着明确的约定。凡是信封上写着“亲收”“亲启”的，皆由首长本人拆阅，其他来信一般由赵秘书代为拆阅、处理，但如果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信，则不管信封上如何标注，必须一律报由首长本人处理。

1970年，一位干部受到错误处理，被取消军籍，退回安徽安庆原籍。从1974年起，这位干部及其家人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待到“文革”结束，本以为看到了希望，但得到的却是“这不属于冤假错案，不在平反之列”的答复。这位干部身心备受摧残，度日如年中，眼睛也失明了。

在别人的指点下，这位干部最后投书向守志司令员。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根据向司令员的批示，军区干部部、某集团军政治部和安徽省军区抽调得力人员组成工作组，专门调查处理这位干部同批10多人所反映的问题。在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后，向司令当即批示“此事应予纠正。请干部部办理”。

1986年，再次登门的工作组给这家人带去了军区政治部的正式文件，明确表示当年对这批人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应予赔礼道歉，并彻底纠正！”恢复军籍，按照部队相应规定安排离职休养；恢复原有的职级待遇，并每人上调一级；补发所有扣除的薪金，期间所有发放的衣物等军需品，一律折算成现金补发；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往返差旅费、伙食费以及其他费用，一次性补助；一次性发给住房修缮改造资金。

当工作组的同志宣读这份期待已久的文件时，一直端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的军官失明的双眼流出了滚烫的热泪。

不久，当时的南京军区委托安徽省军区，为其补授了解放勋章。在补授仪式上，在激昂的军歌声中，这位双目失明的同志缓缓抬起右手敬了最后一个军礼。那只手，久久没有放下。

1984年，向守志将军的二哥、二嫂及二哥的儿子、媳妇都已相继去世，留下的侄孙辈中，姐姐是老大，已经出嫁，家中还有两个侄孙相依为命，大的20来岁，小的才11岁。

有一年，大侄孙辗转来南京找到将军，提出让将军爷爷为他办理入伍手续到部队当兵的想法，将军没有答应，而是指出了一条“正路”：想当兵，是好事。但要等到征兵时，按正规程序来。

大侄孙悻悻回到四川老家。谁知，天不假年，不久竟然落水亡故了。余下的小侄孙向明善年仅11岁，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常常煮一锅饭吃上好几天，变味了也还照吃。有时候，投亲靠友，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有时就游荡街头，居无定所。

将军闻知这个消息，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后来，通过原成都军区老战友帮助，找到了穿得不成样子的向明善，并接到了南京，在南京上学。将军特地交代秘书刘万勤，向明善来南京是我家的私事，路费不能拿到管理局报销。

由于幼时营养不良，向明善长大成人后，身高不足1.6米，没能进入部队锻炼。后来回到四川老家，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工作，建立了家庭。再后来，向明善的儿子考上南京的大学，来到了将军爷爷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2017年9月2日，向守志将军以百岁高龄走完生命的历程。向明善专程从四川老家赶到南京，为将军爷爷送最后一程。期间，刘万勤与向明善共忆往事，向明善对将军爷爷没有半点怨恨，有的是对一位老共产党人深深的理解和敬仰，是对将军爷爷的深深怀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将军之风，山高水长。

（本文作者曾为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机关上校处长，现为江苏省作协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