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硕
“碳达峰”“碳中和”已经势不可挡地成为目前的“C位”热词。
在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两会，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2021年地方两会，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福建等20个省（市）明确提出要研究、编制本省份的碳达峰行动方案，很多省份提出要率先实现碳达峰，或推动部分城市、部分行业率先实现碳达峰。国家各部委以及很多行业企业也出台了相关实施计划。
为何要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在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再次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目标已提出，但具体该如何施行？这些举措又会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各利益相关方又该如何应对？
近日，多家研究机构发布相关报告，一系列论坛会议聚焦此主题，众多业界权威专家和学者纷纷加入讨论之中——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背景：近日，中金公司发布了《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分析》报告，提出在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下，行业及产业结构将产生6个变化：
一是能源变“轻”。能源产业的重点将逐步从石油、煤炭等重资产产业向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转型。
二是金融变“重”。金融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增加了“碳中和”维度，将变得更加复杂，而对银行贷款依赖较大的恰恰是碳排放量较大的行业，这些行业面临进一步的成本提升，需要更多技术改造投入，潜在贷款、金融资产存在坏账可能性。
三是商品“再生”。钢铁、有色等“碳排放大户”为逐渐实现循环经济转型，将更注重原材料的节约使用及循环利用。
四是科技“助力”。实现碳中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科技革命，也是对能源方式使用的一个革命。解决一系列棘手问题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将发挥重要作用。
五是区域“重塑”。碳中和对不同经济体或不同区域的实际约束力不同，会改变不同区域的相对的竞争力。
六是，消费“低碳”。随着国家相关法律制度以及行为准则的逐步落实，人们消费观念也将逐渐走向低碳模式。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
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是顺应全球低碳发展的大势、倒逼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的战略之举。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并不是就气候谈气候、就低碳谈低碳，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战略。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面临的减碳压力更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却要短得多，因此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它们的辩证关系是“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彼难”。“十四五”是一个关键期和窗口期，需要有迎难而上、只争朝夕的精神。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
“碳中和”预计将在未来30年内带来180多万亿元的绿色金融投资，在能源、交通、建筑、工业、林业等行业带来巨大的投资和商业机会，但也带来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面临的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
面对机遇和挑战，金融机构应在符合“碳中和”目标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做好环境信息披露，强化对低碳投融资的激励机制，开展产品创新，开启金融机构自身“碳中和”以及强化国际合作。
立足“主战场” 抱住最大“西瓜”
背景：业界有一个共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首先要推动中国能源系统发生颠覆性改变。
在资源禀赋的约束下，中国的能源结构目前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据测算，中国由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接近100亿吨。
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电力部门在国民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目前中国的电源结构仍然以煤电为主。根据IEA（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数据，中国电力和热力生产部门贡献了超过50%的化石能源碳排放。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过程中，要注意考虑各行业的差别，不能“抓住芝麻丢了西瓜”。碳减排中最大的“西瓜”是发电行业。因此未来要扩大电气化，例如通过用电来替代直接的化石能源，同时将发电转化为绿色电力或者是零碳电力。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徐小东：
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战略目标，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绿色电源将成为我国主体电源。
为实现目标，要重构电力系统，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入，电网形态将更加多元。加快能源低碳转型需要对现存的能源消费和利用方式进行重塑，这在消费、供给、输送、储存、市场机制等环节均面临着技术挑战，需要开展技术创新，以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
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主导方向。而由于不同减排技术的成本收益差异较大，不同行业的实施难易度有所不同，中国的碳中和策略需要统筹规划、分行业设计、分阶段实施。
对于电力行业来说，电力系统的深度脱碳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在电气化发展的大方向下，未来的电力系统将形成以“可再生能源+储能”为主的电力供给体系。可再生能源中风电、光伏具有显著的间接性和波动性的特点，在大规模并网之后，会对电力系统和电网的稳定性产生冲击。因此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能技术相结合，才是推动其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运用市场力量 最低成本实现碳减排
背景：今年1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宣布启动，意味着2225家碳排放在2.6万吨以上的电力企业必须进入市场参加“碳排放权交易”——排放多的得花钱，排放少的能挣钱。从此以后，这个规模将不断扩大，进入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北京环境交易所原董事长杜少中：
为什么要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环境角度看，企业在经营中排放了水、气、声、渣等污染物，应对此承担经济责任，按照内部核算的方式算作成本。这个成本需要在市场上实现，意味着如果超额使用了排放指标，就要花钱去市场上买；同理，如果节约了这些指标，就可以去市场上卖。一买一卖之间，排放控制好的，就增加了收益，增强了企业竞争力。由于未来碳排放权的稀缺性，会在市场上形成一定的价格，它就具有了一定的财产属性。
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为数不多的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促进经济效能提升、推动节能减排的工具。在碳约束时代将逐渐成为企业继现金资产、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之后的又一类新型的资产类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
实现碳中和、碳达峰不同路径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因此要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对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支持作用，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一要加强政策激励与支持；二要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及绿色产业相关标准，统一国内标准，推动标准国际化。通过进一步厘清绿色项目边界，明确绿色投融资方向，将资金引导到真正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行业，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碳市场对投资的激励作用实际上有两层：第一层，碳市场能够鼓励即期增产、节约，争取促进碳平衡。第二层，受短期内减排技术突破能力所限，当期增产、节约的潜力并不是很大，因此还必须依靠引导跨期投资来替代高碳排放的活动。碳市场能够在这方面给出投资信号，特别是通过碳市场衍生产品，如碳期货、碳远期等给未来的生产投资提供核算和风控。这一层激励作用至关重要，碳达峰与碳中和将更多依靠正确的投资、有效的投资来加以实现。
增强推动力、 拉动力和行动力
背景：现在只剩下不到10年的时间来实现碳达峰目标，是非常紧迫的，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向全社会提供为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而共同奋斗的驱动力。
生态环境部研究员、原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夏光：
为了实现碳达峰目标，需要增强推动力、拉动力、行动力。
推动力就是由政府来实施管制性政策。控制二氧化碳总量的排放实际上就是一种由政府来进行的社会公共管理的行为。
拉动力就是通过市场提供激励性引导性的政策。要进行广泛的深刻的绿色技术革命，就必须让大家有积极性去研发新的技术。
行动力就是要增强社会的行动能力。这一类的政策在生态环保方面有很多，主要包括鼓励公众参与，增强信息公开等。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北京环境交易所原董事长杜少中：
为了保障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首先政府作为主导者、监督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制定发展规划、减排政策，促进行业企业转型、支持研发，引导、宣传、教育全社会节能减排等方面有所作为、努力作为。
企业作为行动主体，应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为技术创新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通过工艺改进、供应链管理等措施，提高整体效率，实现低碳生产。
公众的参与也必不可少。这不仅是因为每个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减排、减碳义务；同时，个人的消费行为将影响企业行为，影响市场竞争发展走向；另外公众参与还是制定政策的重要环节，因此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低碳政策的制定，发挥公众监督作用。
链接：
碳达峰：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过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也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
碳中和：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能效提升和能源替代将人为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减至最低程度，然后通过森林碳汇或捕集等其他方式抵消掉二氧化碳的排放，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
2020年9月22日，中国政府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