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何叔衡创造了多个纪录：年纪最大的师范学生、年纪最大的新民学会会员、年纪最大的一大代表、苏维埃红色政权首任“大法官”、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终，他践行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也正是他“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的人生观的终极体现。
拥抱新风气 结识毛泽东
1876年5月27日，这天正是端午节，何叔衡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黄涓乡杓子冲一个农民家庭。7岁起就看牛、砍柴、割草、干家务活。由于家境贫寒，经常揭不开锅。一天，何叔衡放牛回来吃饭没吃饱，满怀期待地说：“吃饭要是像牛吃草那样能放肆吃就好了。”父亲何绍春听后说：“你长大了像牛一样做事，一定会吃得饱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入了少年何叔衡的脑海，他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时刻体现出了牛的品格与特性。
1902年7月，何叔衡遵从父命，到县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县衙让他去担任主管钱粮的官吏，他却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激愤于衙门黑暗腐朽，拒不到任，甘愿在家种田、教私塾。
在乡间任教时，何叔衡与其他三位志同道合的秀才结为拜把子兄弟，他们就是被合称为“宁乡四髯”的谢觉哉、姜梦周和王凌波。这几位秀才虽然也是穿长袍马褂，说话之乎者也，但在思想上却与其他科举出身的旧文人格格不入。他们都不愿为官，却关心政局，聚在一起时常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不久，因清廷行“新政”后办新式学堂，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外界新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暑假时何叔衡回到家中，看到守旧妇人仍不肯解开裹脚布，便说：“看来只动笔动嘴不行，还要动手动刀。”于是，他操起菜刀，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后，当众砍烂。
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取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学校校长陈夙荒问他：“你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当学生干什么？”他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
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何叔衡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结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忘年之交”——毛泽东。虽然毛泽东比何叔衡小17岁，但何叔衡为毛泽东超群的见识和气魄倾倒，对自己的宁乡老乡谢觉哉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毛泽东的眼中，虽然何叔衡爱穿长衫，看起来一副旧式学究模样，但全然没有迂腐气息，思想解放，办事精明、能吃苦，为人热忱真挚。何叔衡往日蓄着胡须，毛泽东称他“何胡子”。他们的同学、朋友形容两人的友谊说：“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两年后，一师结业，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回到家乡去教书。何叔衡认为，现在是“世道乖漓，人心浇薄”，要改变这个世道，决不能株守家园。于是，他选择先后到长沙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曾任执行委员长。毛泽东的评价是“叔衡办事，可当大局”。
年纪最大的一大代表
五四运动中，何叔衡与长沙的进步教师支持学生反帝爱国行动。1919年冬，毛泽东发起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何叔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8月，毛泽东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何叔衡慷慨地拿出自己勤俭节约储存起来的钱支持书社，还四处奔走，积极为书社筹集资金。
8月22日，毛泽东、何叔衡还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俭学，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及赴俄留学。这时期，何叔衡担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被聘任为湖南通俗书报编辑所所长。他特意邀请毛泽东参加第一次编辑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19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中一批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革命者逐渐走到一起，成立了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6人是最初发起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因为是秘密成立，他们没有在新民学会中公开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党的工作还是以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进行。
1921年1月1日至3日，大雪满城，景象簇新。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集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方法等问题，史称新年会议。
会上争论热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等许多人主张最宜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用劳农专政的方法。何叔衡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则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表决时，参加会议的18人中，赞成布尔什维主义的有12人。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民学会成员在思想上开始分化，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74名成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31人。
在新民学会中，熊瑾玎与年轻激进者意见常有分歧，特别是针对许多人耻于言利的思想，他提出“要做事，就要有钱”，主张创办经济实体。他因认识上的分歧没有加入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却在学会中因年纪稍长、办事老成而常被大家委以筹款等事宜。
早在前一年的10月，毛泽东就接到了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即积极进行发展团员的工作。这次年会上，新民学会讨论了关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何叔衡最后归纳大家的意见时肯定了必须“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交由大会表决，获得通过。据易礼容回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毛泽东是团的书记；以后，罗君强、萧述凡、田波扬先后当过书记；何叔衡、夏曦、郭亮等人是团员。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时，毛泽东将通俗教育馆作为基地，常约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何叔衡、毛泽东在通俗教育馆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湖南赵恒惕政府的警惕，他们大骂：“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何叔衡因“鼓吹过激主义”等罪名，馆长、所长职务均被撤。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商议重新办报，却因为随之而来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被搁置。
原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收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来信，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前往上海开会，准备建立党组织。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也收到了陈独秀等发来的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启程前往上海。
为了保密，他们行色匆匆，行踪隐蔽。在这一天，仅有的几个知情人之一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了毛何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程：“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后来，谢觉哉对此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后来也告诉人们说：“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这时，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何叔衡于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有关旅费是由熊瑾玎协助筹措的。为了隐蔽，何叔衡特意把胡须剃了，头戴遮阳帽，他和毛泽东趁着暮色登上了小火轮。他们先到达武汉，然后再由武汉转赴上海。途中需5天左右时间，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已是7月4日以后。然而，到达上海时，距实际开会时间尚早，于是他们又去了杭州、南京等地游览。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大会期间，会场突遭巡捕搜查，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议程。曾有人质疑何叔衡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主要“依据”有二：一是，一大代表张国焘撰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很少，但显示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张国焘还说何叔衡没有代表资格：“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二是，一大代表刘仁静1979年接受采访时说：“湖南两个人，即毛泽东、何叔衡。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完会议，我记不清了。我那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张国焘所说“代表的资格”的审查制度，刘仁静也没有否认何叔衡出席会议。
事实上，出席了一大会议的陈潭秋、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周佛海等8人都有文字记录承认何叔衡是一大代表。此外，关于何叔衡参加一大的经过，何叔衡的好友谢觉哉、易礼容都有回忆。
1962年7月1日，谢觉哉应约在《北京晚报》发表《蝶恋花·七一》词一首，开头第一句为“四一年前风雨夜”就是指毛何赴上海的秘密行动，词的原注写道：“四十一年前的七一前夕，毛主席和何叔衡黑夜由长沙登舟远行，不要我们送，后来才知道是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京晚报》记者曾问谢觉哉：“当时您是否知道去开一大的会？”谢觉哉说：“只知道各地共产主义者赴沪议事，不知道召开一大。”易礼容在1979年9月所写《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一文，明确指出：“毛润之和何叔衡参加党的一大，有人说何不是代表，中途要他回来了。不对，何和毛是同路去，同路回来的，我晓得。”一大唯一的工作人员、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也曾用文字证明何叔衡参加了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何叔衡、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还随王会悟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游船划行的路线和停靠地点。
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何叔衡45岁。一大代表中有3名晚清秀才，陈独秀、董必武都是17岁中秀才，何叔衡中秀才的时候已26岁。参加一大的湖南籍代表还有李达、周佛海。至此，何叔衡走完了从封建秀才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路程。
“为苏维埃流尽 最后一滴血”
一大闭幕后，8月中旬，何叔衡同毛泽东回到湖南。10月，何叔衡与毛泽东主持组建中共湖南支部，何叔衡任支部组织委员。中共湖南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省级党组织。它的成立，使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
1922年5月，中共湖南支部改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了湘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5年11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1927年5月正式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
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发生，何叔衡在宁乡听到消息，没有畏缩躲避，反而以赴汤蹈火的勇气直奔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寻找党组织，继而前往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坚持秘密斗争。拜别妻子袁少娥奔赴上海后，他再也没能回到家乡。
1928年5月底，何叔衡受党组织派遣经哈尔滨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并在俄学习。在哈尔滨，何叔衡有感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有感于自己即将出国参加党的六大的历史使命，以忧国忧民之心，以诗抒情，以诗言志，在中共哈尔滨县委六大代表接待站安排的住处改写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为“无题”诗：
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
6月底，何叔衡到达莫斯科。由于中共的六大早在6月18日已在莫斯科近郊秘密开幕，他到达莫斯科后不顾行程的劳累，立即参加了会议，直至7月11日大会闭幕。他在大会期间参加了宣传委员会和湖南代表团的工作。
六大闭幕后，何叔衡没有立即回国，经中共中央介绍，于当年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生活。
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往苏区。
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让何叔衡转移到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去。在瑞金，他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因厉行法治，深受人民群众爱戴，被誉为“苏区包公”。
1935年2月14日在转移到福建长汀时，他不幸壮烈牺牲，实践了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59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山、何实嗣姐妹辗转来到延安，却没有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谢觉哉老泪纵横地告诉她们，何叔衡早在两年多前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就不幸牺牲。这一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位党内的革命长者的牺牲而深感悲痛。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谢觉哉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捐躯10周年，想起年轻时与何叔衡的戏言“后死者要为先死者做传”，遥望南天写下诗一首：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绕过湖南何叔衡故居，沿屋后小山坡上去，就可看到一处坟头。一块普普通通的墓碑上刻着两个名字：何叔衡、袁少娥。袁少娥这位从未走出过小山村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在这里守望远行丈夫的平安音讯。当年，何叔衡牺牲时，距离长汀700公里外的宁乡杓子冲里的袁少娥一无所知。她一直在等待丈夫归来，直至1957后撒手人寰。她生前的惟一遗愿是能与何叔衡合葬，但最终没有等到丈夫的尸骨，只能与他的名字相伴。
最终，“忘家客”仍未归家。他的火种却已回来了，所携着的火种汇入革命热浪，连同躯壳燃起的熊熊烈焰，将天地换了个新！如若他得见今日之中国，当知风雨停息、夙愿已成，游子可归矣！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