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英

3月31日，华为公布了2020年经营业绩：销售收入8914亿元，研发投入高达1418亿元。

观察一国经济，企业家是重要指标。当下，中美两国经济中，有两个人已经成为活着的传奇：中国任正非，美国巴菲特。

巴菲特比任正非大14岁，在创业领域，已经是两三代人的差距。两人从事的行业迥异，一个做通信，且对前沿科技着迷，一个做投资，直言不懂技术；气质也不同，一个雷厉风行，一个给人的印象偏保守。

不过，有意思的是，两人在决定其前途的关键禀赋上，却有惊人相似。

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即便受到美国全力打压，任正非最关心的依然是中国教育。在他的价值排序中，国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竭力劝阻消费者，不要太把华为公司的兴衰当回事，“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最重要的是国家要继续保持开放、创新。巴菲特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一个观点，并且一直在践行：没有人能靠做空自己的祖国成功。

他们都是长期主义者。任正非20年前就预判中国在通信领域会产生全球领先的公司，并且为可能出现的技术封锁做准备。为了研究一项新技术，在华为的研发体系中，可以允许相关项目团队几年没有成果。在他们的奖励机制里，不仅“蓝军”这样的组织同一线团队享受同样的奖励水平，而且还会根据市场效果，对一些创新给予追加奖励。此外，任正非坚持战略目标聚焦，“我们是几十年对着一个城墙口冲锋”。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核心是找到一家真正好公司，重金投入，并且伴随他不断成长。他对中国科技公司比亚迪的投资，就是一个典型。

他们都找到了实现理念的方式。知易行难。任正非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把公司股份从几位创始人手中，向一线、骨干员工转移。进入21世纪，为了实现对全员有效激励，同时，防止外部资本对公司长期战略执行造成干扰，任正非一面坚决抵制上市冲动，一面把全员持股机制与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相融，实现了一次组织体系的全面创新。巴菲特为了防止投资人干扰决策，并没有采取华尔街流行的基金模式，而是打造了一家公司型投资组织。任何投资人即便对投资结果不满意，也只能把手里的股票进行转让，并不能从巴菲特手中进行资金赎回。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别，让巴菲特得以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成功。

这些，可能也是两位商界翘楚，带给世人的另一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