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鹤同

向达是湖南溆浦人，早年靠寡母含辛茹苦拉扯着读完小学、中学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任职期间，工作之余他辛勤笔耕，每天不写到1500字不罢休。

1930年，向达到北平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他利用馆藏的丰富文献，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除了翻译《世界史纲》《印度现代史》，向达还开始接触到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考察的著作，翻译并于1930年发表了《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斯坦因敦煌获书记》，又着手翻译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他同时利用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发表了一批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论著。

正是在这里，向达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他完成力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从此在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卓然成家，为中外学界所瞩目。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受北京大学历史系之聘，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

1935年秋，向达赴欧洲，先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著称于世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工作，抄录了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资料。1936年秋转赴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抄录了与来华耶稣会士和太平天国有关的重要文献。但当时对于从敦煌遗物国而来的求学者，外国人并不欢迎，甚至极尽嘲讽阻拦。

向达在1936年2月从伦敦寄给国内的信中写道：“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员为Dr.Lionel Giles翟里斯，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现已至此，不能不尽力想办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返。现在拟托其他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百有万一之望也。”

从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整整一年，他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加起来还不到500卷。向达后来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这段伤心往事。

这一时期，向达的生活津贴常常没有着落。但他仍节衣缩食，筚路蓝缕，艰难前行。

1937年末，向达访问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科学院、博物馆，考察各处窃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藏品。在巴黎期间，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抄录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等。他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文，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把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38年，向达携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回到了正在遭受日寇侵略的袓国。

回国后，向达先在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所到之处，向达都一一详细考察，并将考察过程和结果，记录在名为《西征小记》的书中。向达以科学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因此他被誉为开创“敦煌学”的先驱。

在敦煌考察期间，向达目睹了某画家为一己之私，临摹肆意破坏壁画，异常愤慨。返重庆后，他立即致信时任中央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做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据此，傅斯年、李济致函于右任，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建议成立机构保护敦煌莫高窟。1943年12月，向达署名方回的《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在《大公报》上连载，文中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此文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直接推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成立。研究所成立后，常书鸿任所长。这也开启了“敦煌学”长流不息的渊源。

1943年7月至1944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河西。他两到敦煌，不顾隆冬酷寒，呵指笔录，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如《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外，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即后来陆续发表的《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唐代俗讲考》等。俗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两关的考证系两度亲自踏勘汉代玉门、阳关故址的结果，不同于书斋中仅从文献进行考据之作。

如今，敦煌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无私奉献，受到了良好的保护，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向世界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展现了更加绚烂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