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唤起爱国精神

1903年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会，遭到反动腐败的清政府的“严密查拿”。他逃到上海，找到原《苏报》主编章士钊相议筹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民族民主革命。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

他俩居住在昌寿里的一间小阁楼上，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衣履不整、蓬头垢面，朋友们便送给他们“天生乞丐”的雅号。《国民日日报》吸取《苏报》的教训，文字迂回，论调舒缓，但鼓吹排满革命的宗旨不变，故深受读者欢迎，有《苏报》第二之称。

12月1日，《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章士钊对这段经历极为珍视，1941年5月，陈独秀还欣然赋诗遣怀寄兴：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

同年底，陈独秀又回到安庆，与好友房秩五、吴守一等相商，创办一份《安徽俗话报》。吴、房二人积极响应，并议定陈独秀主编。安徽知名人士胡子承从中联络资助经费，并将社址设在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发行任务。当时，芜湖没有印刷厂，他又和章士钊相商，所编报纸由章士钊交上海东大陆书局印刷。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创刊。陈独秀为这份报纸吃尽了苦头，一人独处科学图书社的阁楼上，旧式阁楼为砖木结构，临街一扇小窗户，屋顶一片亮瓦，光线晦暗，冬冷夏热。他几乎每天都在这间阁楼上，无日无夜地工作。他说，这份报纸既要贴近民众，就不能“之乎者也矣焉哉”，而要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出来。《安徽俗话报》正是遵循这样的方针，所以才名列全国白话报之首，有“最开风气”的赞誉。

《安徽俗话报》未办几期，另外几人纷纷离去，惟陈独秀一人独立撑持。18年后，他在为《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撰写题词时，还充满情感地回忆：“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趋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

1905年9月，《安徽俗话报》办到第23期便自动停刊。还有资料忆及，1906年夏和1911年12月，陈独秀还参与创办《安徽白话报》和《安徽船报》，只是未有确切的佐证，姑而存疑。

倡导民主与科学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9月，《青年杂志》更名《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建共产党，它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新青年》停刊。

《新青年》风行全国，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他也因编辑《新青年》而名垂青史，功盖华夏。《新青年》整整哺育了一代青年，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每每忆及此事时，他们往往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慨之情。

恽代英曾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象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

《新青年》在倡导科学与民主方面，作了开拓性的贡献。但是，却又有约在先，“二十年不谈政治”，况且它是月刊，出版周期长。于是，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在北大文科学长室召集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开会，议定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有直接”的刊物，“这便是于12月22日创刊的《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出版到二十五号后，他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李大钊也遭反动派通缉，不得不离京避难。《每周评论》改由胡适编辑。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终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

宣传社会主义

1920年5月，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这时，他的思想已经发生质的飞跃，开始自觉地意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蔡和森将他的这一转变，称之为“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8月15日，他和李汉俊主编《劳动界》周刊，这是一份劳动工人的报纸，主要任务是“改良劳动界的待遇……好叫本刊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1921年1月23日，他到广州后，《劳动界》便停刊了。

他和俞秀松、李汉俊等，还与上海工商联谊会合办《伙友》周刊。其宗旨如他在发刊词中所说：“（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后来，工商联谊会违背办刊宗旨，且于第六期出版后，宣布与陈独秀断绝关系。

他在《劳动界》和《伙友》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都无一例外地宣传劳工神圣的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启发工人争取正当权益，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劳动界》和《伙友》深受工人欢迎，上海杨树浦电灯厂工人给陈独秀来信说：

“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愤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啊！”

1920年11月7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指派李达担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号召：“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毛泽东读过这篇短言后，极为赞赏，他在给远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的信中说：

“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作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共产党》月刊被各地党组织列为必读教材，最高发行量已达5000份，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积极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

“托派”报刊时期

1930年3月1日，陈独秀创办《无产者》。他不仅是《无产者》的主编，而且，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9月5日，他又创办《火花》，接着又创办《校内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写下大量的文字，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所谓国联袒护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还在《校内生活》上撰文，针对“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的言论展开无情的批判。

陈独秀很想站在抗日运动的前列，1931年12月5日，《热潮》周刊应运而生，这是他一生中所创办的最后一份刊物，他为之题写刊名，并在《发刊词》中说：“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他常以“顽石”“三户”的笔名发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他所发表的评论文章12篇，时事短评102篇。《热潮》只出版发行7期，上海“一二八”抗战后，便停刊了。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陈独秀晚年的这两句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晚年，他僻居四川江津，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全家的生活，除朋友和学生资助外，则以稿酬弥补。尽管他年老多病，仍要兼《时事新报》名誉编辑，每日为之撰稿，以微薄的稿酬，聊补家用。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