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崔吕萍 摄影/本报记者 齐波
“终于可以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交流了,这一天我们一直盼着。”3月25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布会伊始,新闻发言人孙文剑和记者朋友们热情地打着招呼。
发布会上,网约车平台公司成为一开场就备受瞩目的关键词。
数据显示,截至2月28日,全国共有22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经营许可,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329.1万本、车辆运输证122.9万本。
同时,乘客对网约车的评价是“越来越不实惠”,有些兼职转为全职的司机表示非常不自由,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分账也出现了不透明的情况。
这个年轻却肩负满足需求侧重任的行业,是否也要回顾一下初心?
从兼职到全职
罗治保,广东惠州人,全职网约车司机。
“我原来做兼职,做了三四年,发现这个行业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比如平台规定我们早中晚高峰要强制性出车,这样才能有出行分。为了拿到好单子,我们变成了‘打卡’上班模式。”罗治保这样说。
被大数据“套路”后变成全职开网约车,让很多司机师傅感到拘束。而从一开始就打算做全职网约车司机的师傅,又遇到了哪些问题?
做生意失败,张辰选择全职开网约车养家糊口。
“开始感觉还好,后来越跑越累。平台警告我们,如果同时接别的平台单子,就会被扣分。个别平台还会给我们的车上安装监控,防止我们接别人家的单子。我最多一次一天开了14个小时,流水只有300多块钱,幸亏我开的是电车,不然连油钱都不够。”张辰这样说。
疫情防控期间,大学毕业的刘雨利加入网约车司机行列。
“我可以回答为什么兼职网约车司机,跑着跑着就变成全职的了。这是因为网约车平台有服务分和出行分的分数计算体系,如果你不在高峰期接单,分数就提不上去。分数低,平台就会让我们空跑,跑一段时间才会来单子,然后分数渐渐涨上去,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就变成全职司机了。”刘雨利表述清晰:“我们吃饭、停车、上厕所都成了问题,这个群体的压力越来越大。”
干得多、挣得多?
那么,平台抽取佣金是否有相应的透明规则?
在这个问题上,司机们反映,他们直观了解到的是,抽取佣金比例已经达到30%左右了。
但这种靠自己倒推的计算方法并不科学,因为平台从未公开过这一分成比例。
在很多人印象里,拼车是个多赢的好活儿,但司机们反映,一段旅程,如果全程只拉1位乘客,则这位乘客需要花40元,如果拼3个人,则每位乘客只需要花20元,这趟行程可以赚到60元,但司机仍然只能拿到和载1位乘客相同的运费。
同时,平台订单虽然增多,但司机每公里运营定价反而比以前低了。
“以前每公里单价是2.5元,现在是2元。我们的收入是提高了,但提高收入是靠订单增加。现在看,付出和收入有点不成正比。”罗治保表示。
司机更累,是否意味着服务饱和度已经很高了?
据行业内部人士测算,至少还有30%的需求,因为各种原因未被满足。而供给侧同样被限制住了,最大的原因是集中化派单,也就是数据、模型说了算。
“双合规”下的焦虑
业界人士反映,网约车市场受资本影响很大,前期烧钱,当市场份额足够大时,即通过改变算法和抽成比例,快速变现。对消费者而言,他们先是享受补贴、对这一出行方式产生依赖和黏性,后期就要承受资本变现带来的压力。
而对于网约车司机而言,他们要考虑的问题恐怕更多。
比如,他们究竟算灵活用工还是算全职司机?如果是全职司机,网约车平台是否应该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现实是,目前就连与司机日常出车关系最为密切的工伤保险,网约车平台都没给司机上。
再比如,如果他们用私家车接单,是否可以躲过国家现行政策对出租车行驶总里程数、报废年限的要求,带来新的不公平?
还有,即便行业内有“鲶鱼”入场,头部企业却依然庞大,这些平台变相“二选一”“多选一”,导致网约车司机失去了在单位时间内提高工作效率的机会。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以及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和部署。
服务业、数字化,结合起来集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场景,网约车算得上排名靠前。这个产业在监管、平台、司机、乘客等各种角色的合力下也在不断壮大兴盛,上演着供给侧和需求侧不断平衡、打破、再平衡的动态关系。
在答记者问时,孙文剑说,在2月订单量超过100万单的网约车平台公司中,排名第一的平台双合规率已达到82.1%,而排名最末的平台双合规率仅有15.2%。
所谓双合规,是指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驾驶员,以及获得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
结合两会精神和“双合规”政策,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先进,谈了对网约车行业的一些看法。
“第一,我感觉大家很焦虑。第二,包括从业者在内,大家都希望国家对网约车行业的监管不再仅仅是‘审慎包容’,而是完善监管。合规经营,底线是安全,核心是乘客、司机与平台三方共赢,只有这样,才能让乘客真正得到实惠,让司机能够养家糊口,让平台获得合理的利润,这个行业才能走得远、走得久。”听了司机和乘客的发言,王先进这样说。
在王先进看来,只有充分竞争,大家才能获得平均利润:“这就像你到街上买盐、油、米一样,你不会觉得这里存在什么高额利润。网约车也是一样,属于准公共服务供给,如果把平台作为获取高额利润的商业模式,这个定位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国家允许你投放网约车加入公共交通行业,占用稀缺的道路资源,而且要对公众负有安全责任,那么你的服务价格就应受到限制,不能获取高额利润。”
王先进认为,因为定位不准,导致乘客、司机、平台三者利益未达到合理均衡,平台希望获取高额利润,抽佣高达20%-30%,导致乘客感觉不实惠,司机感觉不公平、不合理,这是政府下一步要着重监管的。
“通过完全竞争来实现利益均衡,不仅是为了让乘客坐网约车时价格实惠,也要让网约车司机通过租赁车辆所得到的利益能够养家糊口,国外出租车价格不低,但绝大多数利润落在了司机身上。”在王先进看来,平台的合理利润来自企业文化定位,要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来降低内部成本,同时提供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通过打造品牌来吸引更多资金和乘客薄利多收。除此之外,无路可走。
王先进认为,网约车行业下一步主要工作要聚焦平台,国家要完善相关法律,既要坚持鼓励网约车的发展,更要加大力度规范网约车的行为,审慎包容加进一步规范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乘客、司机、平台手挽手、往前走。
经济理性与社会责任
“在国家整体就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灵活用工和灵活就业再一次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到。网约车行业的灵活就业并非单点问题,它和很多话题裹挟在了一起。”在聆听网约车司机、乘客代表发言时,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不时插话。她认为,从当年补贴力度相当大、打网约车相当便宜,到今天供需双方对这一模式均有“吐槽”的情况看,行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共同引导,使之规范。
产品定位问题“首当其冲”。在许玲看来,网约车是公共服务类产品,关系百姓出行,平均利润如何定,很考验科学性。奢侈品之所以不限价,因为他不是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监管到什么程度,也考验政府智慧。
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是个核心话题。“企业越大,肩负的社会责任就应该越大,现在的情况却是,企业在经济理性的角度上做到了极致,但忘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感要融进企业的发展基因里,在企业小的时候就应该有这种定位。”许玲这样说。
此外,政府监管要快点跟上。在许玲看来,虽然数字经济行业最典型的特征是赢者通吃,但这不符合现阶段“六稳”“六保”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大家都要想着这件事。“既然在平台经济上实现了全职就业,就不再是灵活就业范畴,这种情况下五险一金该如何缴纳,必须提上议事日程。”许玲这样说。
“国家还是重视网约车司机和乘客诉求的,但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很多事都由平台说了算,所以还是希望监管能介入,让很多东西更透明。”司机徐师傅这样说。
“法律法规都在持续完善过程中,大家要相信政府,发现问题会尽快解决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也会越来越清晰。”王先进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