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江迪

记者：注意到您之前提出政协日常工作要答好“三道数学题”。关于“代数题”，寻求最大公约数，您有何高招？

刘以安：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独有优势，找到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突出在化解矛盾上的润滑剂作用，践行以“求同”和“成事”为目标导向的“商量”式协商，推动不同利益阶层通过充分协商和互动治理，让各种不同意见和诉求组织框架内充分表达并有序引导，为社会治理聚共识、增效能。突出在防范风险上的稳定阀作用，发挥“晴雨表”和“风向标”功能，加强政治引领，烫平思想褶皱；发挥“前哨站”和“千里眼”作用，及时感知社情民意，精准研判短板弱项，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化解在基层。

记者：关于“几何题”，画最大的同心圆，您认为要如何解题？

刘以安：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画出凝聚力量的最大同心圆。突出在团结奋进上的聚合作用，坚持涵盖“全过程、全方位”的过程协商，坚持涵盖“各界别、各层次”的广泛协商，坚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的平等协商，促进不同思想观点得以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达到智慧汇聚、力量整合、共治共享的目的。突出在民主协商上的平台作用，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坚持大团结不搞“清一色”，坚持大联合不搞“单打一”，通过有方向的启发引领、互动式的协商讨论、长期性的润物无声，把更多社会贤达和界别代表的智慧与力量汇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

记者：从双向发力的角度看，前两道题更多倾向于凝聚共识，针对建言资政应该如何做？

刘以安：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独到优势，给出建言资政的最优解。突出在建言资政上的智囊作用，以领域广泛的优势，形成超越部门利益羁绊的睿智建言；以专业精深的优势，提出专业、精准、深刻、管用的独到见解；以时间宽裕的优势，避免应时即景、急就章式的协商，推动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得到持续优化和完善。突出在助推落实上的监督作用，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为方式开展协商式监督，在与其他监督形式高效衔接、协调配合中，完善监督体系，形成监督合力，推动党委、政府各项改革发展举措落到实处，以“柔性监督”发挥“刚性作用”，以“智慧建言”助推工作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