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
到了全球价值链这一步，分工被多维度细化，也带来了风险。最直接的风险源在于多次跨境生产交易之下，很多商品的商标权变得模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触即发。
全国政协委员、爱国侨领、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起一套能让别人听懂、消弭分歧的区域间商事调解制度。”在海外和国内市场各自打拼了20年的严彬，既受惠于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交了不少学费。
在国外同行眼中，中国企业家是比蒲草还有韧性的一群人。但在严彬看来，比起生意场上吃的苦，最难熬的是处理与国外同行之间的“摩擦”：“现在全世界都盯着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早已升级，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到了最迫切的时刻。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与相关国际规则对接。”严彬此言，意在虽然跑外贸的企业都是旧的“规则通”，但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对外循环中已经遇到或将要遇到的新问题，有个清晰的解决思路。
“和气生财是生意人最看重的，但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我们也必须拿起法律武器。”在严彬看来，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根基不牢，涉外法律人才缺口较大，与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是不匹配的，这也使我们在国际商贸争端的诉讼中常处于下风。随着中国日益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及国际稳定的举足轻重的力量，我国应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