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军玲

任何一次技术进步都是有边界的！

张德兴：人们更健康有赖于技术进步，比如基因组学的发展，从生命编码的最根本层次上，让我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很多东西。我们意识到原来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提前做的，比如，一些遗传缺陷导致的潜在代谢性疾病，通过对人的基因组的分析，可以提前预防。我想到2035年的时候，大概每个人从出生开始，他的遗传密码就会破译存起来。当然这涉及隐私需要保密，档案会用于将来的健康筛选。比如可能某些东西有的人不能吃太多，而有的人就要注意多吃一点。所有这些会改善我们社会的整体健康。因为如果每个人更健康了，社会的代价就会小很多，家庭就更幸福了。

实际上，我们通过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已经做了好多工作，比如让水果更漂亮，让作物的产量更高等。但我们要意识到，任何一个技术进步、技术应用都是有边界的，我们只有尊重边界，才能理性地去利用这些资源，社会将变得更美好。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约束我们人类活动，尽快达到碳中和？

我认为，我们担心的，不只是二氧化碳增加，而是在二氧化碳增加的同时，还有好多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比如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科学家回顾地球的历史，有一个共识，就是地球大概经历过5次巨大的生物灭绝事件。仔细分析，每次都不是单一事件影响，都是几个事件叠加到一块。

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碳排放这个事情，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2035年，我们到时候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这个环境还能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们像我们一样畅想未来的美好？

科学技术肯定会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还是人类对自然探索，都应该有边界。对边界的认识将会有助于整个社会，以及我们地球的健康发展。

周玉梅：新冠病毒的出现，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全国政协有一个读书群，有委员推荐了《病毒星球》和《寂静的春天》。我的读后感受，就是人类有时在发展中，会忘记了人其实是环境中的一分子。而事实上，人类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伟大。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一样，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遇到伦理的问题，遇到边界的问题。

朱星：在纳米科技发展的初期，国际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非常关注有关技术标准和纳米技术的社会冲击，如社会伦理方面，张委员也提到了类似问题。我记得大概是10年或者更早之前，西方人做了一部卡通科幻片，里面有一个纳米机器人蓝色精灵叫Blue-goo。一开始，蓝色精灵还可以接受人的指示，但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它开始具有智能。他们自己结成团伙，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够自己决定行动。最后，人本身变成了被动的客体，他们变成了主体。

这实际上是提醒科学家们：你在发展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一定要关注它的负面影响。比如纳米生命材料的安全性的问题，会不会在使用或治疗过程中产生什么新的副作用？

齐让：我们畅想未来，想象未来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我想，有可能是三种人：自然人，机器人，还有头脑植入了芯片的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教育肯定要改变，因为现在考试那些知识都不用去背了。如果基因技术更发达，一个人体就像一部机器，什么器官坏了换什么，那不就永生了？所以我们的科技伦理一定要超前！

蓝图已经绘就，我们只需“干起来”！

齐让：未来2035年的蓝图已经有了，要让我说，就三个字，“抓落实”，这是最关键的。

回想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怎么过来的？那就一个字，“干”过来的！

我谈到公民科学素质，到了2035年，如果要达到一个数字，假如说是25%，难度还是不小。怎么抓？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现在任中国老科协做常务副会长，在陈至立会长领导下，我们正在启动探索做一件事：办老年科技大学。“老年科技大学”的概念和我们现在的老年大学有区别。现在的老年大学，要有独立的场地，财务，课程基本上是书画、音乐等文学艺术为主。我们的老年科技大学，课程安排：要讲前沿科技，这些内容，对老科技工作者关心也关注。要讲科学健康，讲一些实用技术，包括智能手机的使用。谈到疫情防控，我们说，政府做适老化的事，但是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科技工作者，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要能跟得上科技进步。老同志们还有很大的一项任务，就是教育第三代，还要讲教育学和学心理学等。

办大学要场地，我们打算和科技馆联手办。科技馆过去重点是青少年，以后要有意识地把老年人这个人群作为第二重点。科技馆周一休息，周末和节假日人多，平时周二到周五，人不是特别多，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隙，把教室解决了。至于老师，好办，我们这些人群里面藏龙卧虎，组织志愿者教师队伍。至于教法，不是作报告，可能几位教授讲那么20分钟，然后就开始讨论，讨论式、聊天式教学。

据科协统计，现在科技工作者有9100万人，老科技工作者大概占20%，1800多万人，这是很大的一个人群也是社会宝贵的财富。

第二件事，我是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的志愿者，从2012年8月提出并做了8年，一直在推动在农村中学建科技馆。教育改革后，高中进到县城，初中留到乡镇。农村孩子父母在外打工，青少年教育成为很大的问题。基金会做了8年，利用社会募集资金，利用中学现有的教室里面，放了20多件可以互动的科普展品，还配了3D打印机，数字内容，最重要的还要放孩子们的作品，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这个馆建在中学，要求对附近小学和村民开放，主要在老少边穷地区已经建了1000多所学校科技馆，受益人群有1000万人次。

我讲这两个具体事，主要是想说明什么呢？科学素质是个大概念，所有人都要做。我们的科学家特别是在一线的科学家，任务很重，也很忙，但是有责任也有义务，要让公众理解你所研究的东西，这很重要。我觉得，未来的路很长，但是路径清楚，有信心能够做好。我们的目标能够达到。

朱星:我想提一点：如何能够提高青年人，特别是年轻学者的想象力，特别是具有超前创意的想象力？

纵观世界上科技发展的过程，很多东西并不是在学校里教出来的，而是由一些天才或者说智力超常的人想象出来的。就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特斯拉的马斯克等人，都不是常规课堂上教育出来的，而是具有特异的想象能力和执行力。需要给这类青年人开绿灯，提供他们发展的环境。

我们的基础教育希望孩子们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听中小学老师的话。到大学和研究生的阶段时听导师的话等等。但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营造一个环境，培养这些青年人足够的想象力。

还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现在对年轻科技工作者或者是学生，特别要提倡家国情怀。热爱自己的家，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种家国情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种情怀每个人感觉做任何事情都是为自己的家，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发展，都和我们下一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这种情怀和视野的人，工作起来就充满了自主，充满了热情，会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会因为工资待遇、资金经费、各种“学术帽子”等问题太纠结。

周玉梅：畅想未来15年，大家在担忧我们发展比较迅速，可能会引来一些问题。各位委员从各自的领域方向，都给了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回答。确实，现阶段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问题，有些可能正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听了各位委员的观点，我突然感到：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多学科的知识。

说到如何实现远景目标，对我们做技术的人来说，就是踏实去做，任何事情不去做，一定不会有收获。希望我们的集成电路领域和芯片领域能有更多的进步，满足我们国家的需求，解决我们现在的困境。

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全球的产业链，按分工来做各自的。台湾地域并不大，但就集成电路代工来说，全球代工的60%份额都在台湾，不仅是份额大，而且是先进工艺，整个代工业利润的60%也都在他们手中。

在集成电路这行业，如果你做不到前三，其实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我们有投入，有清晰的目标，我相信未来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便利。

刚才各位委员提到现在这种教育模式，对激发人的创造性能力还是有欠缺。

而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些领域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在前引领的地步。当你走到前面，或者是即将走到前面时，就需要自己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充分的创新力。

齐让：我从来不追剧，但最近我把《跨过鸭绿江》追完了。

那真是个好剧。冰天雪地，没吃少穿。上面是敌人飞机，下面是大炮，我们那样的装备愣能把它打到谈判桌上了。

精神的力量！

张德兴：2035年极为重要，如果我们达到了目标，全民都富裕了，将引起非常巨大的变化，因为一些转变是要有基础的，特别是物质基础。

刚才齐委员讲的我非常赞同。回顾咱们国家的历史，影响我们国家复兴、变得更强大的，不是外部力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屈服过。

那内部有什么会阻碍我们民族的复兴？

根本上就是刚才讲的：有没有创新？我们的人才跟上跟不上？所以教育问题，极为重要。

现在的家长应该往前看：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面向的是2035年的社会，在那个时候怎么样生存？让孩子有真才实学，而不是只会刷题，这永远是刚性需求。

来看看，委员打广告了！

周玉梅：大家都关注芯片，今天有机会跟网友们沟通聊天，如果有正在准备高考，或准备考研究生的网友，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微电子领域或者集成电路领域来求学！

这个行业真的有发展前途，是我们未来整个信息技术的重要支撑。集成电路专业从去年12月30号，已经正式批复建设成为一级学科。

张德兴：我也来“卖”一下我自己的专业。我学的是进化生物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它除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你会发现好多事情都是个偶然的存在，正是因为某个条件出现让它变为必然。事物之间总有联系，这个联系无论多弱，如果你忽视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有大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尽早让知识架构更全一点，会非常有利于自己的成长。

齐让：免费广告，也来一个。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人人有责，未来不是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