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磊

2月4日，《中国捐赠百杰榜（2020）》在京发布，共有106人上榜（多人并列），捐赠总额为307.66亿元。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虞仁荣以承诺捐资200亿元在宁波建设一所理工类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年度榜首；杨国强家族、许家印分别以23.85亿元和10.65亿元列第二、三位。

榜单和相关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民德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发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该榜单取年度慈善捐赠数额前百位予以分析，已连续发布10年，清晰呈现出中国大额慈善捐赠的走向与慈善领域的变化。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虞仁荣捐资办教育，不仅创10年大额捐赠新高，更会推动技术研究、科学探索，对教育事业产生深远影响。同时，2020年很多地区的慈善家慷慨解囊，形成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机制。“相信在慈善法的指引下，我国慈善事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世界上产生更大影响力。”

最低上榜额达2000万元

民企勇于担当

2020年的“百杰捐赠总额”，在连续10年的百杰捐赠总额中位列第二，仅次于2016年。

2020年百杰捐赠中，有223.16亿元为承诺捐赠，占比72.45%。虞仁荣的这笔捐赠，将在其家乡浙江宁波用于“高标准建设一所理工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这是继武汉学院、西湖大学之后又一所社会力量举办的非营利高等院校。

2020年，捐赠10亿元以上共有3人，捐赠额占“百杰捐赠总额”的76.07%。捐赠1亿元以上共有30人，捐赠额占“百杰捐赠总额”的91.97%。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度百杰榜最低上榜金额达到2000万元，为10年来的最高值。有27位上榜人年度捐赠2000万元，并列榜单第80位。另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度捐赠总额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的，另有约100人，这表明，这一年大额捐赠总额在数量和金额上都高于往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巨大挑战面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种种困难和不确定性却依然慷慨捐赠，体现了民营企业的使命担当。”百杰榜团队负责人说。

广东上榜人数最多

上海捐赠额最高

2020年的百杰榜中，首次上榜人数为53人，多次上榜人数也是53人。如果将个人名义、夫妻名义、家族名义与所在企业名义捐赠统计为同一捐赠主体，并考虑企业负责人迭代因素，10年以来，多次上榜人数占当年总人数比例均在40%-60%之间波动。

从出生年份来看，2020年百杰榜上榜人中，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上榜人数占比最大，共有45人，这一特点与往年相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上榜人数位列其后，共有27人；随后是“70”后（18人）、“40”后（8人）和“80”后（6人）。年龄最大的上榜人是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任生，丹尼斯百货在去年2月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赠2000万元用于疫情防控。最年轻的上榜人是永道集团董事长钟立钊，他在去年“广东扶贫济困日”代表集团捐赠现金2222万元，并认购产业扶贫及消费扶贫产品6666万元。整体来看，上榜人年龄以57岁（1963年出生）为中位数。

百杰榜上榜人所在的企业总部分布在全国23个省（市、区），分布省份数量为10年来最多。上榜人数和捐赠金额贡献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但往年鲜有上榜人的省份今年也有大额捐赠出现，比如，黑龙江省是10年来首次进入百杰捐赠名单的省份。

从上榜人数看，广东以34位上榜人位居第一，连续第10年成为上榜人数最多的地区。上海则以202亿元捐赠额成为百杰捐赠总额最高的地区。

北京、福建、浙江等地在捐赠金额和捐赠人数上均位居前列，与往年特点相似。

以主营业务为主要判断标准，2020中国捐赠百杰上榜人分布在12个行业。从事制造行业的上榜人数量为29人，首次超过房地产上榜人数，位列第一；从事房地产上榜人数位列第二，为25位；批发零售业上榜人数为15人，位列第三。

从捐赠规模看，制造业同样排名首位，贡献219.83亿元捐赠，房地产和信息技术行业分别以60.67亿元和11.3亿元捐赠总额分列二、三位。

浙江受赠总额最多

湖北获捐笔数最多

2020年度，百杰捐赠资金流向全国27个省（市、区），为连续10年最多的一年，主要原因是企业或个人捐赠用于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受赠总额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为浙江省，而受赠笔数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为湖北省，后者共接收了282笔总捐赠中的69笔，约占24%，超过北京市（53笔）、广东省（48笔）及福建省（25笔），且捐向湖北的金额几乎全部发生在2020年1月末至2月中旬。

百杰榜团队负责人介绍，2020年百杰捐赠领域分析沿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17个维度，从资金流向来看，2020年度共有75%的“百杰捐赠”共计232.97亿元被用于优质教育（SDG4）。

如将榜首捐赠剔除（因其数额巨大）来看，2020年度用于优质教育（SDG4）、良好健康与福祉（SDG3）的捐赠金额均占到29%，而用于无贫穷目的（SDG1）的捐赠金额占比26.1%，仅次于前两大类用途。

分析具体捐赠用途可以发现，多笔流向高校的捐赠，专项用于医学人才引进、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设立新冠肺炎研究基金等，这部分金额约有11.3亿元。若将具体用途记为捐赠接收领域，则捐赠用途为良好健康与福祉（SDG3）的占比最多，为40.5%；其次则是为实现无贫穷目标（SDG1）的捐赠，占比25.5%；用于优质教育（SDG4）的捐赠占比19.2%；另有14.8%用于女性群体、互联网发展以及未明确用途的捐赠。

此外，捐赠资金接收单位主要是基金会，所接收的捐赠金额总额（占82%）和捐赠笔数（占39%）均位列第一，其次为各级慈善会和各级红十字会。2020年的百杰捐赠中，有42笔共计9.75亿元善款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湖北省、浙江省、北京市、武汉市等10余家各级红十字会用于疫情防控，属10年来首次。

“无论是红十字会还是基金会、慈善会，当社会捐赠尤其是紧迫用途的捐赠流入，对于机构治理和从业人员专业化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百杰榜团队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