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或悲悯，或激昂，无不对岁月变迁投以深情。

尤其在年终岁杪之际，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几乎成为全民共识。“年”，成为中国人最朴素、最具传统的周期节点。

记得小时候，东北黑土地上的农村，只要进了腊月，年味儿就开始飘起来了。

杀年猪，最有仪式感：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顺序，全村青壮年、小媳妇儿都自觉地到不同人家帮忙；对于小孩子，这也是最有收获感的时节——只要看到大人们涌向谁家，就会果断拿起小铁饭盒，招呼小伙伴们聚齐，就在第一锅杀猪菜掀盖之际，准时出现在院里。然后在大人们的一顿吆喝声中，满载而归。

春种、夏忙、秋收、冬藏，农民们遵循几千年的传统，为“年”赋予生机，也构成了农业经济最常见的周期循环。

如今，人们常常感慨“年味儿”变淡了，鞭炮不再是必需品，饺子不再是佳肴，就连贴春联，在很多人家里，都成了或有或无的点缀。

有人说，农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不断下降，经济上的“年周期”特征，就应该淡化。

也有人说，现在就像天天在过年，新衣服随时可以买，好吃的随时可以点外卖，想旅游说走就走，“年”的概念淡化，太正常了。

这些说法，在一些经济学者那里，还能找到些理论支撑。

近期，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周期性问题，笔者翻阅了一些关于周期理论的经典著作，发现一个现象：在流行经济学范式中，周期理论长盛不衰，从长周期的康波周期理论、中周期的库兹涅茨周期理论和朱格拉周期理论，再到短周期的基钦周期理论，研究者众。但很难找到以一年内经济波动为对象的周期理论。

这些理论，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研究对象聚焦，以某种生产要素价格波动为主；二是时间跨度长，最短36个月，最长60年。如是观之，以“年”为时间跨度，以宏观经济变量为标的，这样的研究难度确实不小。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探讨的空间。

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来自西方。西方学者平生很难见到如此大空间纵深、如此巨大市场规模、如此完整的产业体系及产业梯度落差，同时存在一个经济体内。他们在西方更难见到植根于中国人内心，并且已经展现出一定“年周期”特征的经济现象。比如，围绕春节，不仅交通上有40多天的春运，商贸物流、工业生产甚至货币政策都要为此作特殊安排。

理论，总要从实践中来，并去指导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年周期”，可以有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