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红兵（口述） 本报记者 张丽（采访整理）

■编者按：

自今年1月1日起，“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全国政协“学习民法典”读书群群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多年致力于法律服务工作与研究，时刻践行着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本期专题纪事邀请吕红兵委员结合本职工作与专业领域，讲述他在法律服务、委员履职、普及民法典等方面的体悟与实践。

一

时光荏苒，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40多年，中国证券市场也整整30岁了。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史，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精彩一章。作为一名“60后”，我的职业生涯几乎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兴起发展同步，我为能赶上改革开放的宏伟浪潮而深感幸运，更为成为中国证券法律业的一名先行者、亲历者、见证者而倍觉荣耀。

1991年，我从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即被留校，成为一名经济法学教师。当时学校还没有开设证券法律方面的专门课程，但是鉴于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证券市场正逐步发展起来，学校迫切需要培养一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决定开办几期相关系列讲座。第一讲便是我讲的，具体讲解了股票的原理等问题。这次讲座让我开始和证券法律业结下不解之缘。

1992年，当时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希望我去创办法律顾问室，于是我洒泪离开学校。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我对母校怀有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但是想要在法律实务中运用实践、挑战自我的决心最终驱使我选择一头扎进资本市场的洪流中。于是，万国证券成立证券界的首个法律顾问室，我成为负责人。虽然一开始是“光杆司令”，但这也算得上是证券界的一个“第一”，是从“0”到“1”的跨越性突破。

当时，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百废待举，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的法律问题。我由此提出建立专门面向证券市场的律师事务所。1993年7月，我拉上几位华政的老同事、老同学作为合作人，成立万国律师事务所。这一年我27岁。创办律师事务所对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我的证券律师之路从这里正式起步。

成为证券律师的这些年里，我经历了多场资本市场的风雨大战，深度参与了多个经典证券大案。1997年，中国证监会正式公布了规范上市公司组织和行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性文件《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当时我全程参与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草拟。在我看来，真正的证券法律服务者，不只是论输赢，更有意义和更重要的是在完善市场规则、健全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方面做一些工作和探索，特别是在为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出谋划策，为上市公司领导层增强风险意识、加强规范运作进行指导与帮助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培育树立现代企业管理者的法治意识。

展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已绘就，“四梁八柱”已搭成，尤其是“施工图”正在落实、“精装修”日新月异。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见证着、参与着、奉献着、共享着，我甘当一名法治的守望者。

二

当然，证券法律的事业还在路上。我深感，要积极参与市场中的典型案例、首例案例，竭尽所学与所能，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完善，这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所在。从“个案”，特别是“大案”“要案”“名案”，到讲课的“教案”、普法的“文案”，直至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成为法案，这便应该是法律服务工作者对法治建设的应有贡献吧。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基于多年参与资本市场及金融事业法律服务的实践与思考，我提交了多个相关提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建议》。在2010年与2015年上海市政协两次大会上，我联合上海证监局原局长张宁、时任国联安基金督察长谢荣兴，提出在上海建立金融法院的提案；2018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又提出此提案。备受鼓舞的是，2018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设立上海金融法院一锤定音！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最终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战略性成果。在此次战“疫”中，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除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单位及员工捐赠药品和资金，发挥本职专业优势、向社会公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外，还努力提高政治站位，从更广阔的层面、以更专业的视角分析形势、研判趋势，为国家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在这期间我撰写了多篇社情民意和相关提案，其中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迅速妥善处理海外武汉游客回国的相关建议》《迅速建立全球药品及医疗用品信息平台及储备网络的相关建议》《关于充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切实支持防疫抗疫工作的四个方面十二项建议》《关于完善我国“同情用药”制度的相关建议》，向上海市政协提交了《关于改进境外入境人员新冠肺炎检疫流程的紧急建议》。同时还充分发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民间友好大使”的作用，与国际同行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抗疫，展示政协委员与中国律师的良好国际形象。

面对严峻疫情所引发的法律服务需求与考验，也让我开始细细思量、深深思考，律师队伍怎样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不怕打硬仗、善打遭遇战、敢打阻击战。风险与机遇并存，不惧任重道远，只因肩上的责任与心中的使命。

三

自今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我经常说，“民法典是国家实力的宣言书。”这句话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解读。我有一个独特的视角，那就是民法典彰显的民族性和包容性，这是中国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民法典的充分体现。

作为全国政协读书活动“学习民法典读书群”群主，在群里普及民法典成为我每日必做的功课。在全国政协社法委领导与指导下，不经意间，从2020年7月初的挥汗如雨，到岁末年初的围炉夜话，委员的学“典”大戏屡屡掀起高潮。从第一条“立法原则”到第一千两百六十条“施行日期”，半年多的时间，确切说，是27周、189天、6.3个月，委员们一条条学、一款款读，七大编加附则，84章、1260条，10余万字，学习了很多、研究了很久、收获很丰厚。

群里的委员并不都是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学习内容上，我提倡系统性学习、通俗性研读，让大家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掌握，愿意学而且学得进，因为学得进而更加愿意学。例如经常说“民法典是一部写满权利的宣言书”，于是就从“权利”二字出发，从“人”“权”“行”“责”四方面并进。“人”就是权利主体，例如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权”就是权利内容，包括物权、人格权、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等；“行”就是权利载体，即民事行为，贯穿于每一编、每一章、每一条、每一款；“责”就是权利救济，例如侵权责任。

在学习方法上，我总结了四个词：以案说法、密结理论、说文解字、交流交锋。关于以案说法，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小案例、大道理，小案子、大法理，小案件、大情理。拿身边发生的案子、最新发生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以案说、拿案释，设定场景切入，让大家有体验感。如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般，在阅读甚至“悦”读案例中，将法律知识尽收囊中。

关于密结理论，理论是试金石，是庖丁解牛的那把刀。法学理论不是高深不可及，在小案例里、小故事中尽得其妙。群里开辟“委员说法”“教授读典”小栏目，寓理论于故事中、取现实于历史里，明晰、明快，大家受益匪浅。

关于说文解字，法典中的每一句用语、每一项用词、每一个用字，都是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体现立法者的意图，反映解决现实问题的深意。例如“法人”到底是不是“人”？为什么叫“营利”而不叫“盈利”与“赢利”，也不用“谋利”和“牟利”？为什么法条中用了那么多的“等”字，而这些“等”的含义又是什么？

关于交流交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道理越辩越明。委员们或当代理律师据理力争，或当法官居中裁判。像苟晶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大家针锋相对，说理说法，直至“升级”到如何完善立法，既接地气分析问题，又向前看目标导向。

在我看来，民法典从来不是法学家的事，也不应由法官和律师独享，它应该走进千家万户，来到每个人的身边，陪伴其一生、守护其一世。全民守法既是法治国家的核心形式，更是法治建设的终极内容。在老百姓学习民法典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碎片化，使得大家的学习有一条贯穿全典的红线，牵一发动全身，让老百姓对民法典的学习更有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是我一直所思考并不断探索与实践的问题。

四

有诗云：“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我喜欢读书，每年都读五六十本书，几乎每一本书都是从海量书籍中精选出来的。我也喜欢写书，结合自己的专业，写了不少书，有专业的也有大众的。在此想谈一谈我写的一本专业书籍《律师眼中的注册制与证券法》。

早在1991年我在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系担任老师的时候，自己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是金融法，此后几十年也一直从事证券法律相关工作。我一直有个观点，律师要成为学者型律师、专家型律师。“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中国文人的毕生追求，因此立足律师服务本职工作著书立说，是我所提倡的，也一直这样做。当然，在此过程中我非常光荣地担任了政协委员，从区政协委员到市政协委员再到全国政协委员，在20多年的委员履职经历中，几乎每年谈的话题、提的提案，都离不开金融法治建设、证券法治建设，包括经过10年的努力呼吁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包括证券法的完善，包括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等等。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一部有关注册制和证券法的书籍便是水到渠成。而强调律师眼中的证券法和注册制，则是立足于从事律师的本职工作，从这样一个专业视角来审视、解读资本市场注册制，以及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可以这样讲，将本职工作、专业研究领域、政协委员履职三者密切结合，事半功倍、相互促进，如此才能更好地对法治建设作贡献，对参政议政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