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尹烨　整理/本报记者　刘喜梅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都上了一课，并再次警醒人类加深对传防控传染病核心理念——“防大于治”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因为没有做好预防而在后续治疗上加大马力，是一个亡羊补牢的过程。

“防患于未然”，是公共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如何做到，却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科学问题。

比如就传染病防控而言，主要需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寻找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切断传播途径。其中，第一时间去预警以切断传播途径，是预防的首要工作。但要做到科学预警，需要认知诸多参数：如病毒是如何蔓延的，在什么点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才可以使用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好的防控成果。这是重要到应该放在第一位考虑的。

还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如何控制病毒的蔓延？基因测序和核酸检测必不可少。其中，基因测序是为寻找传染源，核酸检测则是为保护易感人群。在当今国内国际深度开放和交流互通的情况下，为保护易感人群而要开展核酸检测的人群范围，也极为广大。这就需要科技的强力介入，比如超级计算在生物医学检测中的应用。

本轮石家庄疫情反弹，截至1月22日，共开展三轮全员筛查。其中，华大的“火眼”实验室承担了超过528万人份样本的核酸检测。这就是超大规模样本的检测，也可以称为“超测”。

检测结果发现，阳性比例是十万分之几。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既有的检测大数据显示，我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高达5.6%，肿瘤的全民发生率也超过了300/10万。这说明：较之新冠病毒，这些疾病因素的筛查、预防能够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只是目前，因为大众的认知所限，基于精准筛查的基因检测在公共卫生体系应用的比例还不高。

听到“精准检测”，多数人常常以为会价格昂贵。其实不然，完全可以做到很亲民。比如核酸检测，国外的检测价格基本是国内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实现成本可控，一方面，是因为核心的检测仪器和检测试剂我们均实现了自主可控，产能有保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渠道可及，比如咽拭子采样，并不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在任一层级的医疗机构几乎都能够实现。

另外，成本可控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政府集采。很多人的核酸检测费用，都是由政府买单的。这也说明，能够实现群体利益、用较低的成本让老百姓获得较高质量的公共卫生产品或服务，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集采。

因为公共卫生关系全民利益，其产品和服务用市场的手段去运行是行不通的。那么，如何才能让公共卫生产品或服务更好地应用起来？建设以检测为主的预警直报体系是基本路径之一，甚至可能成为核心路径。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这是因为，在社会联通如此丰富、超级计算已经渗透至各行各业的大背景下，传统的预防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当然，作为公共卫生体系搭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检测为核心的预警直报体系不应该只负责传染病，而是更应该覆盖出生缺陷、慢性病、肿瘤等领域。

试想一下，通过以检测为主的预警直报体系，再次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时，也许不是因为患者就医而首先被医院发现，而是在病毒暴发之前，就已经从环境等样本中被监测到；越来越多的遗传病将被科学控制，出生缺陷被有效预防；恶性肿瘤可以被重新定义，早防早治、群防群控的公共理念也将日渐深入人心。

制度优势，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保障。从技术本身来讲，中国的防疫抗疫技术也许并不是全球最先进的，但因为技术优势与制度优势的叠加，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抗疫成果。这一经验，适用于公共卫生事业的诸多领域。因此，要补齐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短板，发挥制度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以检测为主的预警直报体系，既可能在公共卫生领域探索“防大于治”的生动样本，也可能成为我国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