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元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在谈及2021年中国经济趋势时表示，要迈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一步，首先要对新发展格局精确理解、准确把握。

高培勇列举了两种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偏差：一是把双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二是以“畅通”来归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培勇认为，如果把双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会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还可能模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着力点；另一方面，实现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之一，但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比“畅通”更深层次的考量。

“只有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层面来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找准着力点和着重点。”高培勇强调，相对于以往经济视域宏观调控操作层面而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站在全局高度和战略层面做出的重大决策，要着眼于应对外部环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挑战而实施操作，需跃升至全局高度、战略层面，着手对整个发展格局进行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调整。根本原因在于量变引起了质变，唯有通过对我国发展格局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立足国内，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可能保证我们的经济稳步运行。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同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直接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外部环境由量变演化为质变的产物。随着安全对发展的意义凸显、分量加重，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着力点。

谈及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高培勇表示，从整体上讲，宏观经济政策不急转弯的前提是要转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保持它的可持续性。货币政策强调“稳”字当头、合理适度，它的重心应该是“稳”字。因而，对于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给予适当的或者恰当的、全面的阐释，既要看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兼容高水平安全的目标。

高培勇就此提出，要做好以下三点：一是对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做成本效益分析，既要说明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什么，是奔着什么而去的，同时也要看到，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是多少，两个方面都要做充分分析。二是要对症下药，区分周期性、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区分战时状态和日常状态的宏观调控操作不同点，而采取相应的宏观政策操作。三是要坚持底线思维，不留或少留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