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方向东、王锷两位先生历时16年整理完成的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装成20册，长达600多万字，学界普遍认为是当代礼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实是可喜可贺！
清代出现了若干大部头的通礼类著作，如《读礼通考》《礼书纲目》《五礼通考》《礼书通故》，其中《五礼通考》是部头最大、涉及内容最多，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部书。将它用作礼学、礼制的资料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的学者，最能从中获益的一个方面，这是这部书出版的第一层意义。有了它，读者可以直接看到五礼的基本经义，以及历代实践的差异，而不必再去翻检各种史料。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等学者盛赞此书，大多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此外，这部书是研究清代礼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因为它是从清代前期的礼学过渡到乾嘉礼学的标志。自从梁启超怀疑此书为剿袭徐乾学，而万斯同又为徐乾学捉刀以来，《五礼通考》的著作权也成为一个著名公案。整理本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此问题，提供了方便。
此书装帧精美考究，排版布局相当用心，继承了中华版古籍的一贯传统，非常适宜阅读。除了外观漂亮，《五礼通考》的点校质量更是一流，读者足可放心使用。两位整理者都是当代学界文献整理和礼学研究方面的大家，有着丰富的整理经验和广博的专业知识，更对版本校勘相当熟悉。参与此书点校的还有二先生的多位高足，皆能不违其师严谨作风。这部《五礼通考》整理本在版本选择、点校体例、文献校勘方面都相当用心，因而保证了它的整理质量。
首先，在版本选择上，两位整理者经过仔细甄别，采择精当。关于《五礼通考》的版本，点校者充分吸收了既有研究成果，广泛研读和比对各个版本，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最后决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本作底本，以味经窝本、乾隆本、光绪本为对校本进行整理”。之所以选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因为《四库》本是以味经窝通行本（简称乾隆本）为底本，进行了一定的删改，“整体质量，远胜于他本”。有些地方是味经窝本、乾隆本、光绪本均有脱误的地方，只有《四库》本无误。当然也有《四库》本有脱误的情况，所以又按照另外三个版本进行校勘。版本之间有差异，无法判断正误时，整理者都找回到史源以确定是非，这样就保证了点校本最大程度地吸收各本之所长、避免各本的脱误之处。同时，整理者也根据《四库》本，将蒋汾功、顾栋高序以及秦蕙田自序置于书前，而将卢文弨、卢见曾、方观承、王鸣盛等人的序，《四库总目》提要、王欣夫跋都置于书末，这也最大程度吸收了各版本的资料。
其次，在点校体例上，两位整理者的决断可谓典范。古籍本来是没有标点的，但古人为了读书通顺，也会简单地做一些句读，这和现代标点体系大不一样。由于古人写作时心目中并没有现代人的这种标点体系，当我们以现代标点体系来句读古书，就往往会发生各种问题，难以取舍。因而在古书点校中，不同的点校者常常为一些基本体例发生争执。王文锦先生曾经说过，古籍的现代点校，并不是机械的语法作业，而是在保证断句无误、基本通顺的前提下，尽可能以点校将文气、语势表现出来。点校与翻译非常类似，对原作品不仅要得其形，更应该得其神，所以也要有类似“信、达、雅”的标准。能达到王文锦先生的这种高要求，就需要点校者不仅要保证基本的语句通顺，没有断句错误，还不能在每个可下标点的地方都点标点，如若将文言文语句点得过碎、过破，就失去了文言文的文气，把一篇好文章毁掉了。因而，在标点时，有些现代标点不一定必须使用，有些习惯用语也不一定要点破（比如“尧舜禹”就不一定点成“尧、舜、禹”，“元明清”不一定点成“元、明、清”），甚至语势到了，一长段一气连读，本就是作者的意思，如果一定要在中间点断，就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初衷。这要求的不仅是点校者对汉语语法的理解，而且还有阅读文言文的基本修养。在顿号、引号、书名线、专名线等的使用中，尤其需要点校者把握分寸。方、王二位的点校，仅用了不得不使用的10种标点，而且尽可能避免繁冗。如其使用引号时不超过三层，每段文字若只有一层引用就不加引号；对于经、注、疏、传、记、笺、集解等，一律不加书名线（当然，书中偶有未能严格遵守这一条的地方，亦在所难免）。笔者自己在点校时，对于如何使用冒号、引号、书名线就总是犹豫不决，以致最后经常弄得极为繁复、不乏前后矛盾之处，深感二位先生这种统一而简洁的方式，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因而，整理本《五礼通考》不仅很少出现点断错误的情况，而且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原文的语势，使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疾徐有度、铿锵有力。
最后，在文献校勘上，二位先生下了很大的工夫。张涛先生在《〈五礼通考〉史源举要》一文中谈到，他阅读《五礼通考》时曾经发现了书中引用史料时的不少问题，并由此穷根究底，发现编纂者对于每条材料，并不像秦蕙田自称的那样，老老实实地去核对原文，而是很多直接从《文献通考》《古今图书集成》转引而来，又没有认真核对原书，所以出现了不少讹误，甚至有非常严重的错误。整理者在“整理凡例”中指出：“《五礼通考》大量征引《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史》《通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唐开元礼》等文献资料，经过甄选裁剪，归入相关类别之下。对于这些内容，我们逐一核查原书，凡《四库》本有讹错衍倒者，改正并出校勘记说明。”说起来简单，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逐一核对，这是秦蕙田等人宣称要做，但实际上并未完成的事。其实，秦蕙田这些编纂者有责任一条一条地核对原文，而整理者在未发现明显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义务一定要诸条核对，但整理者出于认真负责的态度，要做本该秦蕙田等人做的工作。虽说现代学者拥有了数据库、电子版等大量现代工具，但逐一查找出处、核对文字，仍然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那么，整理者们到底有没有做这些工作呢？我们可以对照张涛先生指出的一些错误，看一下点校本的情况：
1.卷二百四十三引《宋书·礼志》“殿中郎率获车部曲，在大司马之后”，《四库》本“获车”讹作“护军”，整理本改正，并出校勘记。
2.《宋书·礼志》“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严”，《四库》本作“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严’”，整理本未删去“中”字。
3.《宋书·礼志》“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阁”，《四库》本作“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阁”，整理本虽未删去“散骑侍郎”四字，但在校勘记中指出，“光绪本、《宋书·礼志一》无此四字”。
4.卷二百四十引《南齐书·武帝本纪》“（永明四年闰月）戊午，车驾幸讲宣武堂”，《四库》本引作永明三年，点校本改为“四年”，并出校勘记。
5.同卷引《陈书·后主本纪》“至德四年秋九月甲午，车驾幸玄武湖”，《四库》本系于祯明四年，而祯明三年陈已亡，点校本未改正。
这五处错误，点校本改正两处，指出一处异文，默认《四库》本之“中严”，一处未改，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四库》本有些错误，光绪本已改正，点校者必须查考其史源，方能判断究竟哪个版本正确。但有些错误光绪本也未改正，则系点校者直接对勘原书改正的，这真如同大海捞针，遗漏若干，在所难免。点校者之尽心，已胜过原编纂者和刻印者。
有上述这些优点，可以说，用此点校本，反而比使用《四库》本更可靠，因而，此书的出版，必将在许多方面推动学术界的研究。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