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雪

营商环境，是近年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各项工作报告中提及最多，成绩显著、痛点也不少的一个话题。在反复实践中，有一点被公认：哪里的营商环境好，资源就会往哪里流动，人才就会向哪里聚集。

营商环境如何，正成为衡量各地区、各城市经济状况的核心竞争力。而放眼全球，营商环境也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2021年全国政协的首场双周协商座谈会，正是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这个议题进行协商议政。

为什么聚焦营商环境？还选择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伊始，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之际，将长期关注营商环境的专家学者、管理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和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充分地谈、热烈地议？全国政协释放出的信号再明显不过：优化营商环境，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大命题大目标的“牛鼻子”。

为什么要强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之于企业和政府，就是生活环境之于人类，是阳光、水和空气，须臾不能缺少。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个现代化的营商环境。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人们对营商环境的期望值也会随之增长。因此，优化营商环境这项工作，不仅没有止境，还会持续进行。

简言之，“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习近平总书记曾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到的这一金句，也成为此次双周协商会上的一大金句，被部委同志和专家学者反复提及。

营商环境的战略意义，还不仅在于此。恰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代表调研组在会上提出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先机、开好新局，必须用国内营商环境的确定性来对冲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内化为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自主交易的市场环境。”

从何入手优化营商环境？毋庸置疑，规则很重要。这规则，既有政务的，也有市场的，还有法治的。

作为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委员将建言施力点放在了政府这一头。他针对营商环境中存在的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数据共享难的问题，提出了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打通各部门各地区数据孤岛的建议。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张占斌委员，注意的是如何确保法治环境下的公平和正义——“依法查处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加强司法保护，严格区分企业和企业家的法律责任”。他所坚持的“法治化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观点，契合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当中的法治化。

而在种种规则之间，又蕴含着中国式的人文。葛红林委员提到，“‘银货两讫’作为我国最该传承的优秀营商文化，本该成为市场经济的营商优势，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扬光大，反而成了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问题和进步，都需要历史辩证全面地看。葛红林委员提出的账款拖欠问题，是个老问题。复盘规则的每一次进步：2002年颁布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于解决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规定早已有之，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由于规定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2019年9月，工信部依据上述法律起草了行政法规《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相关规定并明确付款期限；2020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进一步对付款期限和检验验收提出了明确要求，以规范支付行为，防范账款拖欠……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连同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的热烈协商和坦诚交流，都足以令人自信：我们不是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但我们一定是学习最勤、进步最快，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