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书都有一个故事

韩敬群;本报记者;谢颖

2019-11-09期05版

编者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新书《编辑的光辉宝藏》近日出版。“书道尊严”“高山仰止”“书过留痕”“书边零墨”,书中几十篇文章有编辑人生,也有对业界的思考。作为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原创文学阵地上的文学编辑,韩敬群是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商品时代原创文学如何生存发展?作者和编辑间的互动与沟通是什么样的?文学编辑如何助力文学创作?韩敬群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关于书、关于文学的故事。

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在小说《机缘》中写到了一个词“brighttreasure”,译作“光辉宝藏”。她说:“很少人,非常非常少的人,才拥有宝藏。如果你真的拥有,那你就千万不要松手。”门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这个词在我的理解里就是每个人独有的、不可被复制的、不可被取代的安身立命的东西,需要人们对其专心、专注。我想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光辉宝藏,特别值得珍视,而对于文学编辑来说,则应该包括对时代的领悟力、穿透力,对生活的观察力,与文本近身肉搏的细读研判能力,与作者以文会友、同行共进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终身践行、须臾都不放松的学习能力。

1991年,我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部,成了出版行业的一个新兵。那时候,北京出版社与十月文艺出版社已有三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黄河东流去》《少年天子》和《穆斯林的葬礼》,是我们新人的必读书目。不过那时在出书方向上并没有专注于纯文学、原创文学领域,而是相对宽泛的文学艺术。记得我做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家丛书》中的一种《童超》,我后来还负责编辑了《刁光覃》。让我特别骄傲的是,我编了《演员于是之》一书,书中有先生自己的文章,也有别人对他的研究,是关于于是之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于是之先生给我写过一幅字“处处留心皆学问”,这对我影响很大。知识不只是看书得来,对世道人心的考量研究,对生活的关注,都是学问。

我曾在《编辑的光辉宝藏》这篇文章中写过:“当编辑是幸运的,因为心目中理想的编辑出版工作的最高境界便是与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打交道,这对自己会是最好的提升。很多时候,你会感觉自己不只是在做书,而是交到了良师益友。我觉得独自面对他们的书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上课,是一个人的课堂,一对一的‘私教’。”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真切体会。

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熙中老师,我上研究生时选过他关于《二十四诗品》的课。我们的课就在他家里上,陈老师有时候不讲,让我们自己讲。除了这门课,我与陈老师再无接触,所以了解不算深。后来我在出版社想做《三言》注本,当时《三言》有好的版本,但缺乏好的校勘注释本,我便想到请陈先生做《喻世明言》。坐在办公室里仔细读书稿,我才深深体会到陈老师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学术作风。

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杨宪益先生了。那时我在做一套《百年人生》丛书,试图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听范用先生说杨宪益先生手头有一本英文的自传《whitetiger》,这自然是最理想的。自传出版时定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译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翻译家、学者薛鸿时先生。直到现在我也认为像杨宪益先生这样既幽默风趣洒脱,又在大是大非面前特别有原则的人是非常少的。在《漏船载酒忆当年》中,几乎看不到他夸示自己成就的文字,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文学成就,甚至连自己的著作也没有保留,家中的书更是任客人随意拿取。对于薛鸿时先生的翻译,他很认可,还很低调谦逊地说,“译得比我写得好。”有时候,我到他家去,他就坐在沙发里静静地微笑看着我,可能一个下午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回想起来,这样静静的无声交流多么宝贵。从书中可以清楚看到一个有魅力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每一个作者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很多老师,其实是在编辑他们的书稿时,我才对他们人生的一沟一壑、学问的一花一叶有了更深的了解。每一次与作者打交道,只要用心,就会有收获,每本书也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故事。

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出版方向上重视原创纯文学,这种风格是逐渐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我也从一个普通编辑逐渐成为原创文学编辑。其实,在学校读书7年,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与日后从事的文学编辑职业并不非常对口。不过当初在职业选择时我并不想走专业学术道路,进入出版行业可算是一个不错的机缘。好在我特别喜欢外国文学,到出版社后因为工作的需要,开始把自己的专长和爱好做调整。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断接触作家和作品,逐步在原创文学方面有了一些积累。

对于作家来说,写作是一个孤独的过程,而编辑是陪伴在他身边的重要角色。当然,有的作家风格独立,不喜欢在创作中交流,这时,编辑仍然可以充当陪伴的角色,只不过这种陪伴是默默的。好的编辑和作家之间能够彼此信任,形成有效的互动,为文学创作提供助力。

拿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来说,这部作品的选题是“碰”出来的。当时作者徐则臣创作完了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我们几个人聚在一个小咖啡馆里,想聊聊下部作品的选题,聊着聊着便碰出了“运河”。其实运河本来就是徐则臣历年来创作的大背景,但集中起来写,把运河作为主人公来书写是第一次。写运河需要多层面的细心准备,历史的、现实的都要研究透。比如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是他在己亥年南下北上沿着运河写的回顾一生的诗,我们编辑买来《己亥杂诗》注本,大家都看,吸取营养融入作品中。《北上》开篇的题记便出自《己亥杂诗》(其八十三)———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这首诗对于整部作品很有提振作用。此外,我们和作者还一起到通州观察大运河遗址,请来研究大运河的学者与作者交流。这些工作对于作者最终的创作都是有益的。

而对于年轻作家来说,与编辑的沟通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就像家庭主妇去买了一篮菜,做菜之前先要想好怎么搭配处理,用什么烹饪方法,因为只有一次机会运用这些材料。年轻作家在集中处理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丰富素材时需要非常小心谨慎,有的时候本来写作素材很好,但作品却有遗憾,很大原因是作者编辑沟通不足造成的。这种遗憾在作品完成后很难弥补,写作过程贯通着一股“文气”,创作完成很难进行大的调整。

我一直主张作者和编辑是共生的关系,彼此同行共进,共同成长。

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转眼28年,我能够始终置身于文学的现场,身临其境地参与、见证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或者还能于其中贡献绵薄之力,非常幸运。

成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我提交的第一个提案是《关于提升文艺原创出版的提案》——原创文学因为对人类审美经验独具个性的表达与书写,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原创力的强健与否也构成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有一代的标志性文学,表现了所处时代独特的文化原创力。时代抵达的地方,思想和文学应该抵达,而思想和文学抵达的地方,出版也必须抵达。

原创文学是文学出版里核心的内容,但曾几何时,文学出版普遍遭遇困境。那时候,很多出版社纷纷做起少儿教辅出版,但和一些出版人一样,我们坚持着原创出版,坚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原创很难,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对于原创文学的创作与出版,我一直喜欢用“骊龙之珠”的比喻,得到很多同行的认同。在《庄子·列御寇》中说,“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原创文学便是文学出版的骊龙之珠,最能反映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我们坚持着,见证原创文学的发展,而在它的成长中有我们的努力相伴,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事实上,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给我们以丰厚的反馈。十月文艺出版社长青式作品《平凡的世界》三卷本2015年发行400万册,2016年也有300万册以上。现在每年都在300万册左右。

原创文学出版曾经的困境今天已不复存在。现在,政府高度重视文艺发展,广大公众对于原创文学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每年各大书展都很热闹,读者们蜂拥而至,他们喜爱文学,期待聆听作家的讲述、与作家交流。各地也有很多文学阅读方面的活动,比如北京出版集团每年举行的十月文学月,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从文学论坛到展览互动,一系列活动已然成为作家与读者聚会的节日。对于出版社来说,现在如何能够争取到好的原创文学资源成了焦点,毕竟优秀的作者和作品是有限的。今年年初,我们出版了著名作家阿来的新作《云中记》。这是作家一次高难度的写作,对于汶川地震,他没有在当时凭一腔热血投入写作,而是经过了10年的沉淀、思考,最终找到他的表达方式。我们民族从历史到当代一些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需要文学强有力的表达,但回溯起来,文学还是有缺位的,不是数量上的缺位,而是缺少像《平凡的世界》那样能够长久刻印在人们心中、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的好作品。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无法想象其繁荣与强盛的新时代,每天都在产生大题材与好故事,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需要也应该产生与其相匹配的伟大的原创文学。

原创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作为出版人则应以出版的高度追逐这个时代思想的高度和文学的高度。从现在来看,文学出版的重心正在逐渐后移,70后作家已经慢慢成为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80后作家开始成熟,90后甚至00后作家也在受到关注。作为文学编辑,要提升自己的编辑能力,助力作家创作,提升作品水准。同时,还要以敏锐的眼光,注重年轻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为原创力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