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考古第一铲

本报记者;付裕

2019-10-10期12版

在郑州博物馆日前举行的“追迹文明——新中国河南考古七十年展”上,关于“新中国考古第一铲”的说明,吸引了诸多关注。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一辈考古学家满怀热情,迅速投入到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之中。也可以说,新中国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是从河南辉县开始的。

在这里,中国考古人建立了新中国田野考古的范式,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辉县发掘报告》。

新中国第一次考古发掘

1950年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留守人员为班底成立,所长由原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梁思永和夏鼐为副所长,实际负责所务。刚刚成立时,这个新机构的研究人员只有8人,加上技术员和技工也才14人,这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的考古力量。

两个月后的1950年10月,刚刚成立不久的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开始了新中国第一次考古发掘,拉开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幕。

辉县考古发掘队伍,由夏鼐先生担任团长,副团长由郭宝钧先生担任,秘书为苏秉琦先生,团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徐志铭、赵铨、马得志、魏善臣、白万玉等。他们后来都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界不同领域的学术权威和著名专家。

这次发掘系统揭示并清理和保护了商代、战国与汉代诸多墓葬及珍贵的考古学信息与出土文物,为了解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面貌与状况提供了重要物证。

发掘工作从1950年开始至1952年结束,完全按照现代考古学的操作规范进行。在夏鼐先生的指导下,

考古队员对地形进行照相和测量,为发掘的坑位绘制准确、详细的分布图,并细致、周密地处理各种遗迹和遗物。

在这次发掘中,工作作风的培养成为田野考古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期间,夏鼐自己负责发掘难度最大的战国车马坑。当时已经是隆冬时节,车马坑被冻成了冰土块,夏鼐每天利用炭火盆慢慢地消融冰块,再一点一点地剔出车的残痕,一边清理,一边记录和绘图,双手冻肿了也不管不顾。

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夏鼐不仅将车马坑完整地清理出来,而且在发掘结束后不久,就根据发掘记录将车子复原出来。这种专注的敬业精神和以身示范的榜样力量对几位年轻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并由此塑造了中国考古人不怕吃苦、严谨踏实、乐于奉献的精神品格。

考古学家先后发掘了琉璃阁商代遗址和商代墓群;琉璃阁春秋、战国墓群和车马坑以及西汉墓群;固围村的3座战国时期魏王陵墓;赵固村的战国时期贵族墓群;褚邱的战国墓群和商代墓群以及百泉的战国墓群和两汉时期墓群等,出土了大量的高等级随葬器物和较为丰富的高等级贵族墓葬资料。

琉璃阁商代遗址和商代墓群是新中国第一次在殷墟以外发掘的比殷墟年代更早的商代遗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考古学家王仲殊先生曾说过:“除安阳的殷墟以外,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商代的遗迹,便是从辉县发掘开始的。例如1951年4月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发现和确认,便是与辉县琉璃阁商代遗址的发掘分不开的。”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严谨的工作作风、科学求实的工作精神以及严格的操作程序,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

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1956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辉县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也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考古图书,开创了新中国考古报告编写出版的先河。

《辉县发掘报告》正文分为5编,按照发掘区域分为第一编琉璃阁、第二编固围村区、第三编赵固区、第四编褚邱区、第五编百泉区,再加上文前的“总说”和最后的“结束语”共7个部分,分别由参与发掘的夏鼐、郭宝钧、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撰写,并在相应位置署名。线图绘制、器物修复和照相都由所里的技术人员完成。书稿全部完成后,夏鼐进行了全书的审阅。

《辉县发掘报告》所创立的“地点为经、年代为纬”的编写模式,被广泛应用在其后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编写等工作中,已成为考古报告编写的规范体例。而这部报告为以后考古学报告提供了样本,达到了资料齐全、描述客观真实的第一要求。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表示,《辉县发掘报告》中所描述的按照探方来发掘,采取地层关系分析、器物类型学分期断代的方法,以及对所获遗物进行描述介绍,特别是对战国车马坑中“车痕”的保护和提取等,反映出当时考古工作者科学、先进的田野考古理念,这些都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收获。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采取了先对发掘过程进行系统描写,之后对遗物进行初步分析,这一编写体例为日后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编写树立了范本,至今仍是考古报告编写所遵循的原则之一。

2016年底,《辉县发掘报告》出版60周年学术座谈会曾在北京举行,科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辉县发掘报告》。

抚今追昔,沿着先辈的足迹,以《辉县发掘报告》为开始。中国考古学今后要积极推进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和数字化发展。王巍表示:“未来,在推进考古科学化方面,要通过多学科结合大力发展科技考古,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研究手段更加科学化。推进考古国际化方面,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交流互动,并加大中国考古‘走出去’力度,进一步让中国考古学声音响彻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