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影讲好政协故事

——我创作《建国大业》《共和国之旗》《辛亥革命》电影剧本的往事

王兴东

2019-10-10期11版

人民政协已经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我有幸在人民政协这个大家庭里履职20年,3次走上人民大会堂讲台发言。期间最难忘的,是我用电影表达对人民政协事业的情感记忆。

生活是无字的剧本,剧本是有字的生活。当我面对原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出版的、浩瀚如海的文史资料时,总会从中感受到每一位全国政协委员都是非凡的人物。当我与委员们一起参政议政、近距离接触时,总会感觉到这些人和事比以往写剧本时发现的人物,更直观更亲切、更接近生活……

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创作《共和国之旗》

国旗是谁设计的?又是怎样被选定为国旗的?在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中,能说清楚的并不多。

1998年我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希望我创作一部剧本。一次偶然机会,我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国旗在我心中》展览,一个陌生的名字揪住我的眼球——曾联松。他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即五星红旗,被新政协会议选定为国旗。

曾联松是何许人也?当即我就问策展者,他告诉我:曾联松先生是上海人,现住在山阴路145弄。这令我非常惊奇。从小长在五星红旗下,并不知道国旗是一位上海职员设计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国旗是中央领导设计的。看过这个展览,发现了一个好题材,一位普通上海市民和新中国国旗的故事,他是怎么构思“五星红旗”图案的?这样一个普通市民设计的国旗图案,怎么会被最终选为新中国的国旗呢?

这个巨大的问号,成为最大的戏剧悬念,人所共见的国旗而不知其来龙去脉,作为一名编剧,我的工作就是要挖掘背后蕴藏的故事。

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非凡的事儿,国旗的神圣和曾联松的平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怀着对国旗诞生神秘感的好奇,我飞到上海,在山阴路找到了曾先生的家。这是一座非常普通的老式住宅,一间房和一个阁楼,几家共用厨房厕所。曾家在这里住了48年,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什,那简朴的家庭环境,打破了我对国旗设计者所有的预想。于是,我有了最初的创作激情。

曾联松当时已82岁了,因轻度脑血栓病住进医院,我去看望他时,他言语不多,介绍了一些情况,给了我一些材料。我开始对所有熟悉他的人进行访问,从他妻子到孙子,从邻居到朋友,从同学到同事,能采访到的我都要问问。

我在山阴路住了半个月,为了加深对曾联松的了解和理解,我又飞到广东珠海与他的长子曾一冲谈了三天三夜。

1949年7月,曾联松看到了人民政协筹备会发表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启事,稿件截止日期为8月20日。当时曾联松33岁,是上海现代经济杂志社的编辑,他怀着对新中国的感情,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精心设计了五星红旗:大星代表共产党,中间他还画了镰刀和斧头,四个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把这个图案寄给政协筹备会。在2992幅国旗图案中,有朱德、郭沫若、吴玉章、艾青等名人的设计稿。第一届政协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委员们的意见,最后选定了曾联松的图案。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正式确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曾联松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38年在学生运动中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因国民党实施白色恐怖,组织上让他转移。于是,他离开重庆投奔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回到浙江老家瑞安中学当教师,从此脱离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上海现代经济杂志社做职员,后来加入上海供销社,任科长,后转到日杂公司任副经理。脱党一事成为他文化大革命中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由于他对共产党信念不渝,终于在1985年重新入党,时年已是68岁。他曾任政协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他的故事在平凡中潜伏着曲折,他的性格鲜明而有魅力。

一个道具可以演绎出一部好戏,由一面国旗作为一部电影的核心道具,那将会结构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有国家的命运和曾联松的命运,有人的历史和旗的历史。我在上海日杂公司采访时,很多人回忆起曾联松的重新入党,都眼含热泪深情地说:“总算叶落归根了!”他妻子项佩瑜向我介绍,当年曾联松躲在阁楼上,几天不下楼,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后来,当接到通知时,才知道他在阁楼上是设计国旗。这次采访令我找到了支撑曾联松一生的力量,他把情感都熔铸在这面旗里,这面旗又成了他终身追求的信仰。找到了这个人物的内心灵魂,就有了结构故事的钥匙。

我还有幸访问了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雷洁琼同志。她向我讲述了当时选择国旗的情况: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做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的选编印制,入选国旗图案共38幅,让代表发表意见,投票选择,作者的名字都是隐去的,让大家坦率地发表意见。开始大家并没有选择五星红旗,多数代表都同意红旗中间划有一条黄杠的设计方案,黄杠代表黄河———母亲河。后来有人反对,经过民主协商讨论,才确定了五星红旗。

我至今难忘在中央档案馆,查阅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有关国旗、国歌的史料和会议记录看到,当多数代表同意一颗红星下一条黄杠的红旗图案时,张治中说:“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地国旗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也代表不了黄河,老百姓会联想到一根棍子,像孙猴子的金箍棒。”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小型座谈会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会议记录上记录了毛泽东的发言:“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的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之斧头镰刀。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因此我们这个图案(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指着说)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泽东讲完后,大家鼓掌表示完全赞同。我记得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国旗红的颜色,交由徐悲鸿来确定。我在档案馆还看到了曾联松投稿时写的设计说明,是用毛笔写成的。

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创作《建国大业》

我在第十届政协时,有幸进入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筹划修建中国政协文史馆时,时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蒙说起了1948年中共发出“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前来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历经艰难险阻,有的委员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故事:冯玉祥在美国接到参加政协会议的邀请,离开美国途经黑海,他和小女儿被轮船大火烧死;李济深从香港冒险北上,乔装成商人一路闯过重重风险到达大连;张澜在上海险遭反动派特务绑架沉江暗杀,被地下党营救北上赴会;新疆的政协代表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阿巴索夫、罗志,在赴会途中,乘坐苏联飞机在西伯利亚撞山遇难,连同机组人员19人全部牺牲;为阻止民革中央常委杨杰前来参加大会,国民党派特务在香港寓所将他暗杀,他是唯一名字划有黑框的代表。看似开会,实际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讲,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每当我佩戴胸卡,步入人民大会堂开会之时,都会想到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香港、从敌占区奔向大会,都会倍加珍惜政治协商制度,都会想到民主团结之花是用鲜血浇灌的。

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亲历记》中,刘白羽清晰地记载:“毛泽东以557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怎样激活文字资料转化成电影艺术的形象,把人民政协会议从创建到完成建国大业的史实写成剧本,抓住“发布五一口号、召开政协会议”这个核心故事,展开国共两党大集会与大阻截,大团结与大暗杀的生死较量,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充满危机四伏的悬念,这是一部能够写出史诗大片的电影题材。

我把写电影剧本的想法向王蒙主任汇报,他让我写个报告。2007年12月7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对电影《建国大业》做出“同意立项”的批示。

电影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编剧必须要到故事的实际发生地感知,我去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和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中共中央发表了“五一口号”,毛泽东修改了第五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与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表达了“召开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的愿望,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这就是电影要展现的主要内容。

我去南京、上海采访,在上海的宋庆龄故居,看到了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亲笔信。为了弄清新疆5位代表牺牲的事实,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齐立兰同志帮助我从新疆政协文史办借了一册《新疆三区革命史》,了解到了1949年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阿巴索夫、罗志5位参会代表出发到飞机失事遇难的细节。

面对浩瀚的史料,面对着众多政协全体会议的历史名人,用什么角度来写?写哪些人物?观众看的是故事,编剧必须要讲一个好看的故事,阐明一个深思的主题,不能面面俱到做成史料罗列,更不是推出一大群人物点名亮相、走马灯式的展示。

研究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等人物的传记,我们深深地被他们的领袖作风、人格魅力、政治主张所感动,深深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尊重他们,并盛情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要实现多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必须请来这3位非中共的领袖。于是,剧本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关系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角,用“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来结构戏剧,重点表现毛泽东与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国家副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情谊,人物关系的局限性突出了人物的特性。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至关重要,“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故事的核心。剧本着重表现军事指挥之外的另一条战线的政治智慧,那就是实现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政治目标,克服重重障碍,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团结和争取一切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应邀代表从各地前来参加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群英盛会,完成政治使命,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做出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的历史性决议,选举了领导人,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就是《建国大业》的故事。

我没想到,贾庆林主席在百忙中阅读了剧本,在2008年10月14日做了批示:“在人民政协成立六十年之际,拍摄一部反映人民政协创建的影片,有着重要意义。全国政协大力支持。以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为主,予以积极配合,提供详实资料,争取创作成一部精品力作。”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全国政协办公厅还把剧本分发给在京的副主席征求意见。

很快,张梅颖副主席约我们交流剧本意见,她平易地向我们讲述了她祖父张澜先生的感人细节,丰富了剧本血肉:作为民盟领袖的张澜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典礼要上天安门城楼,一身棉布长衫,戴着瓜皮帽,没有穿制服,张澜先生主动要求节省下做新制服的费用,留作新国家的建设费用,自己穿着夫人做的棉布长衫、母亲做的布鞋参加典礼,廉洁奉公的品格令人感动。张梅颖副主席还送给我张澜先生的著作和画册,在剧本修改的过程中,那位银白长髯、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终生的张澜先生,时时浮现在眼前。

中宣部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个剧本,亲自审阅,并决定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影片,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小组审查通过,在广电总局协调下,授权由中影集团拍摄。

《建国大业》电影凝集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磁铁般地吸引了众多知名演员加盟,影片引爆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我和合作者陈宝光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同名小说《建国大业》,发行5万多册,在网络上有700万人点击。

贾庆林主席在报告中说:“参与拍摄《建国大业》等优秀影视作品,进一步扩大了人民政协的社会影响。”这是政协会议第一次将一部电影写入大会报告中。

激活政协文史资料创作《辛亥革命》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贾庆林主席的提议下,我和陈宝光开始创作《辛亥革命》电影剧本,各地方政协和政协委员中辛亥革命者的后裔,纷纷向我提供素材和资料。我在随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调研时,有意去辛亥革命发生地参观考察,寻找当年一些革命党人的生活细节。在广州考察,原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特别批准我去黄花岗起义指挥部、越华路小东营旧址参观一天,广东省政协还派了一位同志帮助联络展览馆的同志,使我的创作很受启发。此后我还陆续采访了南京的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地、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馆、福建的林觉民故居、武汉革命军起义的红楼,为我构思剧本提供了感性认识。

人民政协积累了丰富的辛亥革命相关文史资料,如何在汪洋大海一般的资料中提炼出感人的故事?把这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革命再现出来,不仅是对我多年剧本创作经验的挑战,也填补中国电影史册没有辛亥革命故事的空白。面对重担和挑战,我并未却步为难,政协的资源、人才、渠道三大优势,成为支撑我创作的能源、能量和能力。

北大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委员义务承担了历史顾问的工作,时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召集了剧本研讨会。致公党中央对这个剧本格外重视,孙中山与海外华侨有很深的渊源,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捐助和参与,有史可鉴。我先后两次听取了致公党中央对于剧本的意见,怀着对先贤的敬畏之心,剧作重在表现孙中山1911年领导同盟会,推翻君主,创建共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以“血染黄花岗、武昌城首义、阳夏保卫战,创建共和制”四个篇章结构了全剧。

《辛亥革命》的主题“民主与团结”,再一次像磁铁般吸引着境内外多家制片机构踊跃投资,曾四次饰演孙中山的台湾著名演员赵文瑄,放弃其他片约,出演这个角色。享誉国际的香港影星成龙看过剧本后非常激动,主动放下自己要导演的电影《十二生肖》,来演驰骋战场的起义总指挥黄兴并任总导演。在全国各地响应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决定之际,一批反映辛亥题材的影视片将纪念辛亥百年推向了高潮,缅怀孙中山,民族盼统一,《辛亥革命》电影在境内外上映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1年9月19日,贾庆林、王刚、钱运录、孙家正、万钢一同观看了电影《辛亥革命》,并接见了摄制组主创人员。我至今还记得贾庆林同志的讲话:“运用影视艺术浓缩跨越百年的激荡风云,再现彪炳史册的千秋人物,对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的崇高风范和革命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回顾十一届全国政协工作贾庆林同志再次提到:“参与创作了《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

跨入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继续讲好人民政协故事

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四届,对人民政协历史和人物了解得越多,越被政协委员的爱国情怀所感动,感情就越深,就越有创作的欲望。老一代政协委员,人人都有故事,个个都名不虚传,民主和爱国是他们的思想精髓,正是一代代政协委员为民代言、为国建言、舍身直言、拼命谏言,创造了感人至深的故事。正是这些心怀崇高信念,极富人格魅力的委员形象,共同铸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坚持制度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能量。

在纪念“五一口号”发表70周年时,我又一次去了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重温了各民主党派响应口号的实际行动,被那些民主党派领袖做出坚定的选择所感动,他们满怀爱国热情不惧生死,毅然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很多人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了,读这些史料,看历史存照,依然令我感动。特别是看到李济深等民主人士55人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其中说道:“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前行,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这份声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表明自此全国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自觉接受这种领导,标志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70年过去了,尽管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们蕴藏在历史档案之中,但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读政协历史是让人感动不已的,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在1949年10月9日,选举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2019年我从讴歌党的统一战线角度出发,创作电影《伟大的战线》剧本,已经国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小组讨论通过。

人民政协创造了70年的辉煌历史,创造了讲不完的政协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向繁荣富强。

(本文作者系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