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琐忆

陈建功

2019-10-10期10版

我做过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3月初次参加政协会议之前,对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倒是有所了解的,但对作为政协委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知之甚少,至于如何建言献策,更是没有实践过。因此,当文艺25组通知我,准备在会议期间举行的政协联组会上发言时,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幸好,那时我们文艺25组的组长是中国作协的老领导翟泰丰同志,请教于他,告诉我,实话实说,别来官话套话空话,说说你对当下文学界工作的感受、思考和建设性意见就行……那时,我还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任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协会的工作还是有一点思考的,就趁会议间隙,找到当时作协的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以及其他几位领导班子成员,交换了意见。

记得那天来参加联组会的中央领导是,时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文化口的李长春,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以及宣传文化口的负责人。我发言的大意是: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应该而且必须实现机制的创新,比如,如何实现对“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倡导和引导?文学奖项的设置固然是重要的激励手段,但对作家们来说,从更务实、更暖心、更具体的帮助做起,或许是他们更迫切的需要。比如,一些作家需要深入生活的经费,一些作家需要免除“闭关写作”时的衣食之虑,等等。实施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以使那些更具引领性、导向性的作品得到鼓励,使那些作家得到帮助,将对精品力作的产生发挥倡导作用。

记得这项建议引起在场领导的兴趣,当即问我“需要多少钱”。因为此前有所调查,心里是有底的。开创性的工作,先做起来再说,大可不必“狮子大张口”,我的回答是,不妨先做做试试,300万元总应够了。政协会议开过没几天,中宣部的一位领导找我面谈,那次联组会他也在场。他告诉我,长春同志和云山同志对你提出的建议很感兴趣。找你来就是落实领导的指示,由中宣部先拨去300万元,你们作协可以启动“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了。

迄今中国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已延续了16年。从其创立的第二年开始,即获得财政部的专项资金支持,每年拨款也已达到1500万元,成为中国作协倡导精品引领创作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我高兴地看到,在几届中国作协领导的努力和广大作家的关注下,从项目论证到成果验收,该项目基本形成日趋完善的机制,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由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第一次建言开始,我也由此逐步积累着建言献策的经验。

在政协履职15年,几乎每年我都有提案提出。这些提案的产生,并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有的是反映了作家们的呼声,我不过稍加整理而已;有的则集中了作家协会有关部门的智慧。比如随着自由撰稿人数量的增多,大量的作家不再有“单位”有薪酬,一部作品的产生,往往也不止一个月之功。那么,沿用过去的稿费纳税标准,以每月800元为起征点,显然是不合理的,若不适应新的变化,对纳税标准加以改进,将影响到作家们特别是自由撰稿人群体的创作积极性。针对这一问题,作家协会的权益保障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和多位政协委员作家也多次呼吁“提高稿酬纳税起征点”。

以我个人的感受,政协委员的提案,不敢保证篇篇被采纳,但篇篇都是会有回应的。提案涉及的部门,有的甚至还登门解释,说明采纳了哪些,未能采纳的有哪些,理由是什么。平等的讨论,善意的沟通,有心悦诚服的理解,当然也有一时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的分歧。比如关于稿酬纳税起征点的提案,我和好几位委员已多次提出,或许有关方面也有他们的考虑吧,故此至今也未被采纳。据说这一提案又有十三届政协文艺界的委员们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我认为,这种分歧的存在,很正常。提案的坚持,也值得报以敬意。

事实上,经政协委员坚持多年,最终实现的提案也并不鲜见。比如关于国歌法的设立,就与军乐指挥家于海委员十年间不断发出“国歌立法”的呼吁相关。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闻知这一消息,为于海委员的执着感到自豪,作为于海提案的附议人之一,我也甚以为荣。

在履职期间,我的提案也不限于文艺领域。社会各界反映的呼声,虽不属于我所熟知的领域,在审慎调研之后,我也在政协会议上作为提案提出。比如针对出国留学人员年龄日渐偏小,心理问题有所增加的情况,倾听了几所高校心理学者的意见后,我呼吁成立“留学生心理辅助机构”,受到了有关领导以及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又比如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我提出《把公民“汽车公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列举我国进入“汽车时代”,“交通事故死伤人数连续十年高居世界第一”的事实,又详细对比了中国、美国、日本等不同汽车保有量国家车祸发生的比例,要求加大对于交通违法违规的惩罚力度,呼吁把“汽车公德”建设作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这一提案引起重视,为中央精神文明办的工作提供了参考。

政协既是每一位委员参政议政的舞台,也是可以交朋友长见识的地方。15年的履职过程中,不仅略知了政治,而且也从各位委员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这里是精英云集、人才荟萃之所在,就拿我所在的文艺界别来说,可以说举座皆抱玉握珠之士,每个人都是一本人生的大书,一道艺苑的风景。但他们又都很素朴平凡,谦和得体。尽管同属文艺工作,戏曲、美术、音乐、书法等门类,不能说和文学没有关联,毕竟还是各有各的门道。和这些委员们交流,开眼界、广闻见,见风采、得激励,有助于对当代文艺发展的总体认识,也有助于我个人的拓展与提升。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作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委员,有幸多次参与和“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相关的考察活动,收获极大。这些考察,都与国家的、历史的重大文化事项密切关联,如以“丝绸之路北线”“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古蜀道的开发与保护”“少数民族戏曲的传承与开发”等为题展开的考察活动,是对历史的重温,更有着现实的针对性。每一次考察,都会向有关方面提交严谨的、富于建设性的考察报告,以期对相关的文化工作,发挥推动和改进的作用。

2016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俞正声主席提出,这一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围绕六个事关文艺发展专题,开展十项视察调研活动,在此基础上召开“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

此后,我参加了十项调研中的一项———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的关于“网络文艺”的调研活动。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传统文学写作者和组织工作者,面对“网络文艺”这“新的文艺形态”,我不能说未曾关注,但应该承认最初的态度是“简慢甚至是冷漠的”。直到参加了政协的这次专题调研,与“网络文艺”的方方面面有所接触后,“才不能不刮目相看”。我自省“接地气不够”,是“思路僵化的表现”。专题调研不仅给我的思想带来了冲击,也使我思考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

为此,我在2016年8月底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即有关繁荣文艺的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上发言,坦陈自己对“网络文艺”认识的转变,其后指出:“亟待‘下功夫研究解决’的问题不胜枚举。比如面对异军突起的‘网络文艺’创作队伍,许多相关部门还停留在‘集训’、‘表态’、宣示‘重视’的层次,在制度建设和工作方式上,还未见有所创新。”我列举了一些“跟不上节拍”的事例,如国家级文学评奖何以不开设“‘网络文学’奖”?传统的文艺报刊,为什么不向网络领域“开疆辟土”?“网络文学”的“著作权保护”何以进展迟缓?等等。我认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传统文艺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我发出诘问的目的,无非是因为跟着调研组走了几个“网络文艺”活跃的省市,愈发感到“跟上节拍”之急切罢了。

2018年3月,我因年龄原因不再做全国政协委员了。今年欣逢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回想起在政协履职15年的经历,琐忆如上。想到这70年里也有我短暂而微薄的付出,心中还是暖暖的。

(写于2019年3月)

[本文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人民政协70周年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为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