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如山谈老北京戏园子

梁燕

2019-09-05期11版

在老北京人的娱乐中,看戏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谈起清末民初的老北京戏园子,京剧史家、民俗学家齐如山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描写得非常细致。

1913年出版的《说戏》一书中,齐如山最先从声音的角度描绘了戏园子独特的剧场环境:

比方燕喜堂、同乐等园,每逢火车拉笛,就得扰乱几十秒钟。就是各园子里头,楼梯楼上,大家往来上下,永远是咕咚咕咚的,由开戏响到散场。拦门的声音、看座让座的声音、对座的声音、同原座拌嘴的声音、要戏价求茶钱捣乱的声音、卖零碎东西的声音,这一堆声音向来也是跟到了儿的。看戏的先生们可也不规矩,寒暄的声音、说闲话的声音、议论戏的声音、笑的声音、喊茶的声音、叫看座的声音、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擤鼻涕的声音、彼此打架的声音、叫好的声音,这些声音也是时常不断的。叫好的声音,又分几种:有短声的好,有长声的好,有工字调的好,有一字调的好,有叫好带猫转节子的,有叫“好家伙”的。再者,北京的风气是好脚挑门帘,总得有碰头好,所以有抢先的,头挑门帘就要叫,常见有好是叫了,一出来不是个好脚,别人就有笑他的,于是叫好的人,往往一红脸羞恼成怒,跟别人打架起来。

尽管是批评老北京戏园子的嘈杂与混乱,但这些生动的文字还是形象地勾画出一幅充满市井气息的京城百姓娱乐图景。

“茶园”

关于戏园子中的戏台和座位,齐如山在《早期的戏园》一文中有以下记述:

戏园的建筑,只长方形的一座房屋,偏一头约占十分之二的地面,截为后台,有隔断隔扇,外边即是见方两丈的一个四方砖台,高约三尺,此即为演戏之台。三面可看,与现在镜框式之舞台完全不同。台前一片,名曰池子,自然是最得看的地方。园中四面有楼,楼两头近戏台之处,各截两间为单间,此名曰官座。这与西洋台边两旁之特别座位有相同的性质。但彼系为阔人或国际的贵宾而设,此则为御史衙门、内务府、升平署而设。

清末京城的戏园子多集中于前门一带,属于巡查北城的御史管辖范围;负责批准成班的内务府和主管戏班及遴选名角入宫的升平署,都是掌管戏园子、戏班经营的最高管理机构。因此,“官座”的设置是必须的。

老北京戏园子一直被称作“茶园”,由于北京人普遍有饮茶的习惯,品茗时必以听戏为消遣,故仍是茶为主,以戏为辅,因此各戏园大门之匾额上永远写“某某茶园”。“茶园”不卖戏票,只收茶资。据齐如山1935年出版的《国剧浅释》一书所记,“咸丰以前观剧者,虽出资而仍系茶资性质。盖当年茶园为招徕顾客起见,特约戏班在园中演唱,任人观听,借可多取茶资,观客不必另出观剧费也。故演戏之场所,至民国后仍名曰茶园。”茶钱,后来实际上就是看戏的戏价。

“查堂人”

极为奇特的是,戏园子楼上的座位并不直接对外售票,而是被转包给各个饭馆。“民国二十年以后,广和楼之楼座尚是如此。各饭馆分包之后,有客人来吃饭,想听戏,就嘱饭馆代为订座,遇此饭馆在客人想听之戏园子内未分到座位,其可由别家饭馆代匀。若食客自己定,那是绝对得不到的。吃完饭去听戏,饭馆子照例派伙计前去送茶,并照料一切,这种茶当然比戏园子之茶具干净得多。”因为看戏离不开喝茶,卖茶便成了戏园子的一项主要生意,其经营也有特别之处——转包他人:

它的包法是上多少座,交戏园多少钱。每一座多少钱,包主卖钱多少,园中不问。每到夏天,人多爱喝茶,叫人续水,叫不到就用壶盖敲壶,敲的人多,往往会全园当当乱响。又因为这种茶不但茶叶不好,而且茶壶也一年不洗,所以在楼上听戏讲究的客人,都自己带茶具自己泡茶,次一等的就喝饭馆子的茶,这也是北平一种特别的情形。

也有人“买的很好的茶叶,泡一大锡壶茶,提着到戏园子中去送,茶碗也干净,不但碗干净,而且比饭馆子茶还好。遇到熟人他就送一碗,当然不能白喝,有在行观客,知道他的茶好而素净,也常喝他的,日期久了,熟人自然颇多,也很能靠此生活。”因为这种经营方式,戏园子的环境更显杂乱无章。

后来戏园子里出现了“查堂人”,就是每个戏班派人了解该戏园子每日演出的上座情况,再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上座人数,与戏园子进行财务“分账”。后居台湾的北京民俗学者唐鲁孙(1908~1985)在《中国旧式戏园子里的副业》一文中提到,他所见老北京戏园子“照片里有一张,好几位直着脖子瞪着眼点人数,那就是查座儿呢!”可以说,戏班的收入全凭“查堂人”的一双“慧眼”。

夜场戏和“女座”

清末戏园子只有日场戏,不准演夜场戏。据说为的是安全起见,避免烛火。“倘白天戏完的稍晚,也不许点灯。每到冬天,日落较早,五点余钟天便黑暗,所以从前看末一出戏,往往一点也看不见,不但台上不见一人,就连看戏的人也是对面不见影。偶赶上放彩火的戏,台下必大叫好,因为借此可以看见台上各角,乃意外之痛快事也。”

民国以后有了电灯,各戏园子纷纷向警厅要求增加夜戏,这才有了夜场。但夜场的“捐税”和各种“弹压费”比日场要多了不少。

清乾隆以前,妇女看戏并未受禁止。经一位名叫郎苏门学士奏请圣上,便被禁止了100余年。有人讽刺此人,有诗为证:“卓午香车巷口多,珠帘高卷听笙歌。无端撞着郎螃蟹,惹得团脐闹一窝。”因郎苏门擅画螃蟹,外号名为“郎螃蟹”,故被人取笑。

民国以后,经警厅批准,允许妇女走进戏园子看戏。但有一个限制条件:“须另辟一楼或一处,男女分座。且须给警厅多纳一笔款项,名曰‘女座捐’。”

如此一来,戏园子多花一笔税捐,看戏的夫妻观众不能坐在一处,于是又有了男女合座的包厢,但戏园子又得多交一笔“合座捐”的费用。直到民国十七、十八年,“男女之界限,完全消灭矣。”如此看来,清末民初妇女走进戏园子历经了不少曲折。

“卖戏单”

此外,戏园子里的副业颇多,戏园里还有卖零食的、卖奶酪的、卖水果的、卖水烟的、卖文玩的……然而最为独特的就是“卖戏单”。据齐如山考证,光绪初年以前北京的戏园子向来不贴戏报,“观众于进园子时都不知道演出何戏,就是盲着进去,碰到什么就看什么。不但如此,就是演过几出戏之后,后头的戏仍不知道。”

由于观众看戏时有心理期待,于是戏园子里出现了“卖戏单”的生意。清末沈宗畸的《宣南零梦录》里有一段“卖戏单”的文字:“戏园中用红纸,开最佳之戏数出,呈诸官座,各富豪挨座传观,有颇先睹为快者,阅讫,赏以一二十文便足。”

齐如山的《戏园的副业》一文也写了“卖戏单”具体情形:

戏单为一高一寸余,宽三四寸之小红纸条,上写明本日所演戏名,约于演到第四五出戏时即送来,惟只许看,并不送给,看一看大个钱一枚。但这种单的戏码还不能算是定准。再过十分钟,又有送小黄纸单的。这才是卖品,每张大个钱两枚,这种戏码方算规定。但仍有改时,……颇能得利,后遂风行,一直到民国初年尚是如此。

戏单的出现对戏园子的职业规范、戏班的演出信誉和演员的声誉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戏单本身也经历了从木刻到石刻的变化,直到“铅印戏单”的出现;戏单上的文字从只有戏的名称,到出现演员的名字,再到某些演员名字的字体较大,都是逐步衍化而来。可以说,老戏单是早期戏园演出一种历史见证。

“打手巾把”

“打手巾把”是光绪末年自天津传到北京戏园子的一项服务,有一个时期生意颇为发达。看戏作为当时人们的主要交际手段,一般来说请客看戏之前,必要先请客人到饭馆用餐,酒足饭饱以后,来到戏园,一边喝茶,一边揩脸。热手巾揩脸是一种舒适享受的体验,一时间就在戏园子里风行起来。据齐如山的记录,这些服务人员有一种特别的技术:

一人在下边洗手巾,洗好后,十条手巾捆为一把,由下边扔到楼上,不差分寸。在第一舞台,由下边左方扔到三层楼上右方,也不爽毫厘。楼上有人接住,即散与各观客使用。用完,扔下来再换。

第一次全场观客都揩过后,接着就是第二次。这次揩完后,就得给钱了。每人不过铜元三两枚。……不过因为他们扔得准,所以有许多人爱看,每到他们扔的时候,有人不看戏,专看他们。

虽是戏园的一项营业,但因人人揩脸,不够卫生,易引发疾病,后被禁止。但“打手巾把”的独特景观及其对演出的干扰,已经成为人们不可不提的一宗戏园子过往的笑谈。

齐如山在20世纪早期独具慧眼地将北京戏园子这一尚不为人所关注的文化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体现了一种学术的自觉和学术眼光的前瞻性。他意识到戏园子的建筑、人员构成、经营方式都具有较强的集体性、稳定性和传承性,体现了丰富的娱乐功能和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在老北京戏曲民俗领域实现了其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

(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齐如山老北京文化研究》13WYB024成果。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