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轮同转”

——全国政协“创新驱动发展”专题调研综述

本报记者;吕巍

2019-05-15期12版

41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41年前,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41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实现多点突破、群体跃升,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量子通信、深海探测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在世界上叫得响、数得着的重大成果。高速铁路、超级计算、特高压输变电、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规模和技术实现量质齐升,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不断壮大,科技支撑引领能力显著增强,把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新时代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走出了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创新发展路径。

然而,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我国科技创新在能力建设、资源配置、体制政策等方面还存在不适应和不匹配的情况。基础研究依然是短板,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经济和科技的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5月14日,全国政协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召开专题协商会,对此,全国政协领导高度重视,万钢副主席在全国两会期间,安排科协界、科技界委员就此开展界别协商。4月初,又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创新驱动发展”专题调研组赴吉林开展调研,旨在摸清当前东北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存在的困难、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新时代东北全方位振兴、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言献策。

创什么样的“新”?

创新,我们谈了很多年。

但在全国政协委员、战略支援部队战场环境保障所一室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看来,说说创新驱动不难,真正潜心投入原创、真正能够“驱动发展”很难;用几个新的创新名词不难,要把这些新名词落到实处,落到产业链、落实到“核心竞争力”更难。

驱动发展最需要的“新”是什么?恐怕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我想应该是新知识,只有新知识才能创造新的生产力。新知识的产生来源于科学研究,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于基础研究。而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是把新知识更好地应用在社会发展中。这也是多年来,委员们对加强基础研究呼声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健林说。

不断呼吁的另外一重原因则是,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存在R●D占比不足、稳定支持不足、企业投入不足等资金来源问题,人才、项目等科技评价以及其后的资源分配也面临不少问题。

曹健林认为,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追赶者,我们渴望走捷径,习惯于仿制、逆向工程,希望花尽可能少的代价、力量去“知其然”,舍不得花大力气去“知其所以然”。这种思维方式很难从源头上稳定支持基础研究。“无数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在解决有无问题时很管用,但不大可能走到世界前列。”

调研组在吉林省的调研过程中,也越来越感受到,当前基础研究仍然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短板,创新能力不足是问题关键,创新政策不配套是现实困难。

“在科研链上,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科学发展没有捷径,必须从源头抓起,长期稳定地支持基础研究,以产出新知识提供发展的科学资本和储备。”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青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表示。

他建议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持续不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提高GDP中用于研发活动的经费比例,力争研发强度尽快达到2.5%以上。同时,应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力争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占G●D经费的比重尽快提高到10%以上,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在稳定支持的基础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也提到了在基础研究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性。“物质条件是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周光召先生曾总结道:‘上个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都不是在物质条件最好的实验室产生的。在条件不够好的地方而能够产生重要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我想关键在于精神力量。’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要勇于创新,执着追求,坚持不懈,将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转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调研组还特别强调了基础研究的实用性问题,认为基础研究具有实用性,基础研究要关注并提升实用性。

“当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我们可以更明确更坚定地认识到,没有一种科学知识是无用的。在两三百年前,伽利略的理想化真空抛物线弹道,要100年才能成功应用于实践,而现在,随着科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周期不断缩短,新知识可以更好更快更加多样地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表示。

“纯个人兴趣导向的基础研究能培养出好的科学精神科学环境科学氛围,但是,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更多关注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这些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能够更快地形成产业发展底气和动力,进一步带动企业和社会的研发投资,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创新竞争优势。”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丛兵说。

“基础研究的成果很多是论文,但是基础研究不能止于论文,应用研究不能终止于专利,科研成果不能随着科技评价活动结束而束之高阁,要细化科研链分工,用强制力约束和有效激励共同推进产学研结合与科技成果转化。美国NSF在十多年前就做过调研,当时,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3%来自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当然,这些后续工作不是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去做,而需要有相关的科研、中介和产业链去做好接力。”曹健林表示。

驱动需要足够的动能

有了新知识,如何成为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于“驱动”二字是否有足够的动能。

动力和能力成为“硬币”的两面。

毫无疑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

很多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加大科研投入,组织技术攻关,实现了对国外先进企业的赶超———铁路总公司在高铁技术创新中,以大项目、大团队、大平台、大交流为手段,攻克高铁核心技术,实现完全自助化。国家电网、三峡集团在组织特超高压输电和水轮发电机组技术公关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体制优势和大业主协调优势,占领了技术高地。华为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明晰的产权制度为技术创新内部动力的基本保证,集中力量突破计算机软件和集成电路技术,成为国际通信技术巨头。

然而,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有些企业,特别是有的国有企业认为创新是国家的事,本企业能把别人的成果用好,把产品质量管好就行,懒得去费那么大的劲;有的认为创新是长远任务,花了钱也收不到成效,才不给别人做嫁衣裳;有的认为创不创新都能活。总之是不想创新,不愿担当。

“这既有企业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也有政府部门引导不力、政策层面向企业传递压力不够有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战略支援部队第五十六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宁表示。

“当前的政府管理工作考核主要集中在创新和发展两个点,考核就像管理的指挥棒,考核什么,关注什么,看科技有没有创新点,看经济有没有发展成果,这样的绩效考核方式,造就了科技经济两张皮。”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看来,要解决动力问题,在创新成果或者GDP成绩等关键指标不能起到提纲挈领之用时,要对创新驱动发展整体考核,进行多任务设计,才不会捡了小香瓜,丢了大西瓜。

“企业也是一样,如果企业没有遇到一定要创新的关卡,那么政策导向往往是企业自主动力的替代能源或者说先导能源,这时,政策所激励的,无论是物质激励还是政治激励,一般都能得到企业的重视。这是动力难点。”张杰说。

在解决能力问题上,各方同样面临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挑战。科技成果要进行产业化发展,企业需要有足够的承接能力,而当前我们还存在整体工业产业科技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高水平中试平台等平台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化科技中介服务水平还需要市场的检验完善等。

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是企业,核心是实现发展动力的转化,关键是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调研组建议从国家战略层面强化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牵引,着眼支撑当前产业发展和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对标世界科技前沿,凝练关键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和工程科技问题,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在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方面,建议国有企业结合自身特点,以市场化为导向,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建设“科技孵化器”,实行股权和分红激励、成立混合所有制创新创业公司等多种方式,推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同时,在国家政策方面,建议结合国有企业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科技支出视同利润考核等支持政策,鼓励国有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创新积极性。此外,国有企业科研人员还存在整体收入较社会同类企业偏低的情况,建议进一步参考高等院校等管理,建立完善市场化激励机制,切实提高科研人员的薪酬待遇,增强人才吸引力和科研人员创新动力,为打造世界一流提供坚实保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唐长红表示。

发展=目标+路径+周期

讨论发展,就不能不谈及发展的目标和路径问题。

在委员们看来,明确发展目标和路径,就是在清晰了解各地的区域定位和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有主攻发展目标,也要有基本发展底线。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是经济发展优先还是环保生态优先,工业发展为主还是农业发展为主,面临经济衰退塌陷、发展塌陷、开放崛起还是承接崛起,等等,不同的科技、经济、人口、环境基础、不同的发展业态需求,需要制定不同的科技支撑目标和创新驱动路径。”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系统总体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表示。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改革开放以来,受其经济结构、体制机制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制约,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乏力,急需提振。

国家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作为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吉林省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了“项目化”推动人才工作模式,确定省内与省外人才同等享受人才激励扶持政策。然而,随着吉林省近些年科研投入的逐年下降,高新技术企业少,成果转化落地难,人才、技术、产业逃逸严重。

科技创新能力与其转化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本次调研的重要发现。

东北地区拥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产出了很多重要的科技成果,例如中科院的沈阳金属研究所、沈阳自动化所、长春地理研究所、沈阳科学仪器研制公司,以及哈工大、东北大学、大连理工等985高校。但是,东北地区的创新成果多数在发达地区进行成果转化。这就导致未来科技发展上极大的不平衡,缺少了反哺和造血能力,进而导致东北地区的全方位落后,也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上的减弱。“其主要问题就是东北在科技创新的理念和产业政策等方面存在问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鸿钧直言。

调研组认为,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关键是要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应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条件,由政府牵头制定导向明确的鼓励政策,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考核机制。不断提高产业承接配套功能,做大做深承接创新外溢效应的“池子”。采取“人才成果+空间土地+资金+政策”的合作模式,由高校院所出人才和成果,地方政府出空间土地、建设资金和配套政策,共建应用技术类研究机构和成果转移转化平台等,加强政府与高校院所的联系与合作。

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环境。有针对性地出台财政、金融、人才、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造政策红利。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开展简化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管理、科技成果对外投资损失责任豁免、科技成果转化分红激励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试点,降低社会资本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的门槛,同时更有力地刺激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积极性,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先行先试经验。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冬梅提到了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建议通过统筹和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等创新平台建设,实施人才—基地—项目统筹,显著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认清发展周期也很重要。

很显然,以科技为动力驱动发展,不会有房产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科技发展速度再快,都要有转化发展的周期。我们都说板凳甘坐十年冷,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十年以上的坚持,那么,做科技管理、企业管理、政府管理的同志们,有没有做好慎独十年、踽踽前行的发展准备,相关考评和管理政策有没有做好准备?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创新者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能经得起失败,耐得住清贫,甘于坐冷板凳,社会也要给予鼓励和包容。要尊重科研和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及时做好有关政策更新和落地,及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持之以恒投入科技创新工作。”曹健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