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领到中国私企首张“准生证”

余玮

2018-10-11期09版

1988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正式施行。听到这消息,一个中年男人哭了!

他叫姜维。30年后的今天,被称为“中国私企第一人”的姜维回忆起他的照相摊,聊了聊上世纪80年代最早的那批“个体”创业者。

他的脚印,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巨变。

挣到500元的“第一桶金”他激动得哭了

“我是大连人,1950年出生,长在红旗下,9岁就被辽宁省戏校录取,曾干过文艺工作。”一见面,姜维就如此介绍自己。

1969年初,姜维参加了辽宁省盘锦文工团的组建工作。同年在大庆体验生活时,因参与井喷抢险,他被授予“英雄黄继光再现”称号,并因此光荣入伍。姜维告诉记者,1980年转业后,他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当时恰逢国家拨乱反正,一大批下乡回城的青年等待安排工作,大连市文化局一时间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所以工作不好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家等了漫长的8个月。8个月啊,要知道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我那时就想,不能让父母天天养活自己。”干什么工作能自食其力呢?姜维经过左思右想,萌生了干个体的想法。卖点什么呢?卖羊肉汤试试?要不给游人照相看看?姜维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学习过一段时间,摄影技术没有问题。

1978年允许存在的个体经济如萌芽破土,却如一簇簇稚嫩的小草,很难被人看在眼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城里年轻人的理想多是留城当个小青工,摆摄影摊就是干个体,“好人都有工作,释放出来的劳教人员才干个体户,个体户的形象大体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年代干个体身份地位低,被人歧视。”姜维说,自己的父母极力反对他干个体,认为干个体就跟没职业一样,毕竟自己在部队时是营级干部,政府是要给他安置岗位给铁饭碗的。但由于工作迟迟得不到解决,那年的冬天,姜维终于说服了父母,用妹妹做临时工挣的400元开始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摄影摊。现在,姜维还记得这400元钱是妹妹用一条花手绢包着送到他手里的。

姜维用这400元钱买了一台120“海鸥”相机、一台洗印机、一台放大机。“照照看”摄影摊开业的第一天,姜维挣了3元。“那个时候,照一张彩照收费2元钱,能赚1元钱;照一张黑白照片收费1元钱,能挣7毛钱。第一天,姜维赚了3元钱,现在看这3元钱实在微不足道,但那时感觉3元钱沉甸甸的。”当晚,姜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部队回来的战友,一个月工资也不过50元钱,我如果每天赚3元钱,一个月下来就是90元钱,太“厉害”了。

姜维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发大财”的感觉。1981年5月1日这天,风和日丽,来大连动物园的游人相当多,从早上开始一直到太阳西下,姜维一直没有闲着。一天都是站着,脚都站肿了。当天晚上回到家,姜维把装满零钱的口袋交给母亲,他感觉这一天的收入比以往都多。姜维从来没有数钱的习惯,每天都是回家后母亲和妹妹帮着数。姜维问妹妹:“你猜我今天挣了多少钱?”妹妹根据以往每天的收入,说:“50元?”姜维摇摇头,尽管他没有数钱,但他想远不止这个数,“100元?”妹妹又说。全家人坐下来一起数钱。

天哪,竟然是500多元钱!一天就挣了500多元钱!这是真的吗?姜维都傻了,这可顶一个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他把桌上的钱捧起来撒了一屋子,所有艰辛瞬间释放,姜维和家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因为全家都没有想到能挣这么多的钱。姜维回忆起来至今依然显得很兴奋。

大连海滨城市的旅游优势也逐渐凸显出来,姜维的照相摊越来越红火。为了多挣钱,姜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吃完早饭,7点钟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大连动物园门口“照照看”摊,把摊位布置好,时间就到8点钟了。中午他基本上是吃一个包子,白天几乎不敢喝水。为什么?怕上厕所,万一上厕所的工夫来了客人不就丢了买卖吗?

回到家的姜维并不轻松,尽管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他还要待在简陋的暗房里冲上一个小时的胶卷,趁晾晒胶卷的工夫,再抓紧时间吃口饭。到晚上11点钟,家人都休息了,胶卷也晾干了,又开始洗相片,将相片放在水里泡,这时已经到凌晨了,姜维上床睡一会儿觉。凌晨4点钟,父亲起床为照片上光。5点钟,母亲起床将照片一一放在小纸袋里,直忙活到早上6点钟姜维起床。

那时,由于日复一日的过度劳累,姜维天天盼下雨,因为只有下雨才能“允许”全家人休息一天。

一句“个体户是光彩的”让他泪流满面

姜维说,那时虽然钱挣得不少,但还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社会对个体户的偏见,始终是压在心中的一块石头。

“有一次,有两名不满20岁的工商人员,看到我在那里摆摊,竟然把我带到附近一棵树下对我训话,就像在训自己的儿子一样。”说起当年的生存环境,姜维连连摇头,“当时觉得很委屈,想顶嘴,但又不敢,因为他们把我们个体户视为异己,想处罚就处罚,营业执照说没收就没收”。1983年,有关部门将动物园门前合法经营的个体户强行迁走,名曰“净化城市”。“我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被当作社会闲散人员被清理出了营业场所。”

姜维的“照照看”与国营照相馆相比很灵活。“那时在国营照相相片照坏了,重新照顾客还得付钱。我起‘照照看’的名字是别有用意的,因为没有人认为干个体是光彩的职业,他们是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个体户的,起名‘照照看’,就是让人们试探性地到这里来消费,照相不满意没关系,可以重新照,也不必再付钱,所以我的生意还可以。”

慢慢地,姜维发现自己不再孤独,动物园门口个体照相者增加了6人。“那时我们7个照相个体户同是天涯沦落人,私下相处得很好,收摊后还经常一起到繁华的天津街上吃两毛钱一碗的‘焖子’。”姜维笑着说,那时一般人只吃得起5分钱一小碟的“焖子”,当卖“焖子”的大妈看见他们,就面带笑容地对着他们来一句“大户来了”,只有这时姜维才感觉“自豪”。

即使这样,姜维也在依然觉得自己干个体不光彩,有一件事让他记忆犹新。那是在1982年,与姜维曾在一个剧组里待过的好友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斯琴高娃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我的一些朋友就鼓动我去找斯琴高娃,那时我想与她见面但又没勇气去,而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信里我告诉她自己是个体户,与她这个大明星已有差距。”姜维坦言当时自己很自卑。不过人家斯琴高娃可没这么想,接到姜维的信后,斯琴高娃就骑着自行车来看望姜维了,还为姜维做大摄影事业出谋划策,并特意请来拍过电影《大决战》的导演杨光远帮姜维扬名。回忆此事,姜维心里总是充满感激。

1983年8月30日晚,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电视里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集体企业与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的讲话。其中,胡耀邦谈道:“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

“讲话给我一种力量,是给我们正名,让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觉,让我摆脱了自卑的阴影。”姜维回忆说,正是这篇讲话让社会上对个体户的看法有了些许转变。

“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照相小摊亭的伙伴见面时,不约而同拿了一张《大连日报》,我清楚记得该报头版刊登的就是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题目就是《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当时我来念这张报纸,我一边念,大家一边流泪,不知不觉间已是泪流满面。”姜维说,当时大家似乎要把受到的所有歧视与委屈全部释放出来。

胡耀邦的讲话发表后,姜维感觉腰板直了。“我决定好好大干一番,在繁华的中山街租了个1平方米的小门面,门外的墙上悬挂了5米高、3米宽的匾额,上书‘姜维影书社’,开业那天还请来了大连的很多名流。”姜维是一个在经营上敢为人先的人,他第一个在报纸上做广告,第一个开拍彩色照片,很快成了大连干个体的小名人。

而让姜维成为全国名人的事情就是在1982年2月,当时大连市委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廖承志的侄子廖志强。“他是市委市政府请来搞公私合营的港商,投资4300万美元,在大连建富丽华大酒店。”廖志强听说大连个体户姜维影书社很出名,就约见了姜维。当他了解到姜维由于设备原因,只能冲洗黑白照片时,廖志强当即表示愿意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使姜维有独立的经营能力。

当时,国内彩印照片刚刚兴起,大连有七八十个照相个体户,但要把彩照送到广州冲洗,非常麻烦。姜维朝思暮想拥有一台彩色洗印设备,但19.8万元在当时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如果我有了这套设备,就可以为大家服务。我太想用这套设备为大家做点事儿了。”姜维怕失去机会,没敢说“根本拿不出近20万元钱”,只是约请廖志强第二天一起吃饭。

姜维灵机一动,“国营可以搞合资,我们个体户应该也可以”。姜维决定自己出场地、人力与技术,让廖志强以设备入股,两人合作办公司。当姜维在饭局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廖志强后,廖志强十分感兴趣,并让姜维尽快办手续。

“但当我去大连市工商局办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我查遍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都不允许个人与外商合资办企业,工作人员告诉姜维,你要找政策还是去北京吧。”那个严寒的夜晚,身材不高的姜维在弥漫的飞雪中徘徊了很久。

为弄明白个体户为啥不能与外商合资,姜维带着全家的积蓄和希望,开始了破冰之旅,一次次往返于大连与北京之间。

“抢镜头”抢到的机会

姜维到北京后,开始奔波起来。“那时没有身份证,要到各个部门办事,需手持县团级单位的介绍信,而我没有。”姜维回忆此事显得很无奈,姜维每到一个部门都毫无例外被拒之门外。

就这样在北京徒劳奔波了3个月,跑了多少趟国家部委,姜维都已经记不清了,带的钱也折腾光了,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度日。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5月4日,因为姜维借住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叔叔家,叔叔拿了一张“五四首都青年联欢”的门票,让姜维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散散心。于是姜维拿起照相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看到几位领导正在和一些青年跳集体舞,就走到前边和记者们“抢镜头”。

突然,一位中年男子问他:“你是哪个报社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姜维说:“我不是记者,我是个体户。”这下姜维可闯祸了,不是记者竟然拿着相机进来拍照。立马姜维身边来了好几位武警。

当武警要把姜维带走时,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把武警叫开了,并对姜维说:“个体户好呀,耀邦同志都称赞你们是光彩的。个体户自食其力创业光荣啊!”这时旁边有同志告诉姜维:“这是刚刚自团中央第一书记任上调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同志。”姜维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王兆国又问:“你来北京有什么事吗?”姜维说了想和外商合资办企业的想法和困难,王兆国当即交代秘书向姜维了解具体情况。

有一天,姜维正在叔叔家里休息,来了一个人,把他带到北京台基厂一个院子里。走进一栋楼,绕过一个很大的长廊,来到了一间书房,一位白发老人端坐在那里,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

王任重示意姜维坐下,说:“我听人说过你,我今天有一下午的时间听你讲故事。”姜维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讲了自己坎坷的从业经历。王任重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动情地说:“我们打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能让你们天天这样跑。”随后,王任重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任仲林。信中写道:“兹介绍大连市一个很有思想的青年姜维,到你那去谈一谈,你无论如何都要接待,哪怕是几分钟,此致敬礼。王任重。”

第二天,姜维拿着王任重亲笔介绍信到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任仲林与海关等四位司局长同姜维一起谈话。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如何才能与外商合资办企业?”任仲林告诉姜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姜维说:“要变那就变呗。”

没想到,姜维话一出口,任仲林立即站起来,脸色凝重且严肃。他拍着姜维的肩膀说:“小伙子,你知道吗——我们在1957年就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成果,那就是取消了私营经济……你一句话,要变就变了呗,我不敢变,也没有这个权力变。”

一见姜维急得不行,任仲林对他说:“小同志不要着急,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外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相信党中央吧。”

果然,不到一个月,姜维就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讨论关于私营公司能不能成立的问题。当时参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工商总局、外经贸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委20多名代表。在讨论过程中,大家争议得十分激烈。

这次讨论,姜维得到的结果就是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政策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当我知道这个结果时,感到了压力和害怕。不过,时任国务院法规中心秘书长的王正明同志安慰我,不要怕,有耀邦同志,一定会解决的。”姜维说当时自己心里确实没底。

1984年11月9日,姜维终于等到了好消息,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在他的办公室向姜维宣布:“姜维同志,经中共中央、国务院特批,你要办的私营公司通过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企业。”接过特批文件,姜维的眼泪夺眶而出。

在国家工商总局要为姜维的公司批准登记注册时,局长任仲林问他:“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光彩!我的公司就叫光彩!这是耀邦同志给我起的。”姜维不假思索地回答。

当时没有电脑,通讯还不发达,为了不重名,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人员就用电话全国查询了4天,最后正式批准用“光彩”命名的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成立。

1985年4月13日,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向大连市工商局发函,授权大连局向姜维颁发全国首张私营企业执照。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许多国家的报纸关注了此事,给予了报道和评论。有的报道称此私营公司的成立是“姜维人生一小步,中国迈了一大步”。有的媒体说:“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宪法从1957年取消了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业主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

4年后的1988年6月3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6月25日国务院令第4号发布,当年7月1日起施行。

(本文作者为资深文史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