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个留守儿童都得到妈妈的拥抱

——写给2018年农民工春运返乡支援行动

李涛

2018-02-13期11版

2017年春节前,滴滴出行企业社会责任部高级经理傅天马联系我,他原来在一家基金会工作,比较了解“协作者”,知道我们做事比较靠谱,询问是否可以合作为流动儿童做点什么?我说好啊,随即商量为那些经济困难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家庭提供春运支持,支持父母工人回家与孩子相聚,去年我们一起资助了55个家庭。

就在半个多月前,同事告诉我说,滴滴顺风车表示今年要继续提供支持,而且将名额从去年的55名扩大到了100名,资助方式也从搭滴滴顺风车到提供车费补助等更为多元且灵活的方式。

相信大部分人都经历过春运的痛苦与快乐,春运承载着中国人最大的乡愁,也承载着2.8亿农民工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们从2013年就在想办法资助困难农民工返乡过年,合作的企业都是给予一次性资助。本来我以为和滴滴顺风车的合作也如这般,没想到今年他们心里依然装着这件事情,依然牵挂这个群体。我很诧异,也很感动。

记得是1996年春节,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到报社做记者,决定跟着打工妹回家过年,一是体验春运究竟有多难,二是调查为什么这个群体不返乡创业,一定要进城打工?

先是坐火车到西安,再坐长途汽车翻越秦岭巴山到达州,再转车去梁平,再从县城坐小中巴到镇上,再从镇上徒步走到村里……从北京租住地出发直到迈进她家门槛,我们走了四五天。回来后我写了一个整版的报道,就叫《回家》。我在文章中说,资金、技术、人际关系是制约打工妹返乡创业的三大阻力,“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年打工妹回乡之难又岂是蜀道之难所能包含的!

那一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流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流动使我们追求美好生活、寻求命运改变成为一种可能,但流动也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制度、文化和环境的差异,如何融入当地社区,有尊严地获得接纳,建立新的支持保护体系,这显然不是仅靠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它需要有基本的制度保障和服务支持。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最先流动起来的,当下我们在这个群体身上所做的任何努力,未来都会反哺于我们每一个人。

2003年,我决定成立“协作者”,从民间的角度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从那时起直到2016年,每年除夕我都是在办公室,和无法回家的农民工一起过年。后来,我觉得这样做有问题,因为农民工的流动趋势逐渐从单身青年外出打工,转变为家庭式迁移或是夫妻同行式流动,由此出现了大量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孩子没有办法选择,但我们可以增强父母工人与孩子相聚的能力。由此,“协作者”启动了支援父母工人的一系列行动,包括在工业区和社区建立儿童中心,在父母工人加班的时候,孩子可以有地方托管;包括春节支持父母工人返乡过年。

去年,我们的社工平均对每个接受资助的家庭至少开展了6次以上的协调和实地走访,以确保资源可以传递到最需要帮助的困难农民工家庭。2018年春节前,“协作者”分别在北京、南京、珠海和青岛四个城市开展春节支援父母工人返乡行动:提供100个家庭免费返乡的车票费用,最高不超过500元,特殊情况可申请并提升额度,不超过1000元;10个家庭从老家到城市团聚的飞机票;100个过年礼包。

能够为农民工兄弟姐妹春节返乡尽一份绵薄之力,是“协作者”莫大的荣幸。我再次向滴滴顺风车以及关爱农民工群体的热心人致敬。每一个敢于担当社会责任、有良知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作者系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