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座师金启华先生

文/姚小鸥

2017-07-17期12版

“座师”是一个科举时代的称谓。顾炎武说:“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按照这个说法,旧时得了功名的人,称其主考官为“座师”。现在大家常常借来这个词语,称呼学位论文答辩委员,尤其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为座师。如此说来,金启华教授(1919-2011)可称为我的座师。

金启华,安徽来安人,西南联大研究院肄业,中央大学文学硕士(1947年)。历任中央大学、国立戏专、山东师大、南京师大教授。以上是百度有关金先生的简历。这份简历对我来说是陌生而又熟悉的。说陌生,是因为我过去并不很清楚金先生这份相当出色的履历。说熟悉,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金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初识金先生,是由于一次访学。上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生,相当金贵。当时有一篇小说,名为《橘红色的校徽》。说的是佩带橘红色校徽的研究生们(当时老师是红色校徽,本科生是白色校徽,研究生则是橘红色,以示介于二者之间的特殊身份),在社会上受到优待的种种逸事。以我本人为例,别的优待不说了,仅屡屡公费外出学术考察、参加学术会议,乃至本文所说的访学,都绝非今天的研究生可比。我与金先生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相识的。

那是1984年春天,我随先师华锺彦教授到江南访问各路硕学耆旧,第一站南京,首先拜谒了金启华先生。金先生时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虽已年过花甲,但精神十分旺健,完全是一副中年人的样子。他身材挺拔,微微歇顶,高鼻深目,爽朗中透出学者的深沉。在南京师大的校园中,金先生指点我们欣赏原金陵女子大学的历史建筑(在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我用所携带的上海牌202型相机,以此为背景,替他和华锺彦先生拍摄合影一张。照片中,他脚登皮鞋,中山装笔挺,右上口袋中插着一支钢笔,口袋上方别着南京师大的校徽,自信的微笑与华先生历尽沧桑的安详神态相映成趣,令人不能忘怀。

除了引领我们拜访南京的各位学者及华先生的故旧,金先生还陪同我们游览了南京的不少名胜古迹。我记得清楚的是游玄武湖。在玄武湖边,他与华先生谈起访问香港某硕学大儒时,提到这位硕学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当时已为教授,在他的老师与金先生谈话时,始终侍立一旁,不肯落座。金先生赞叹说,这真正是坐而论道啊。金先生说此话的语气,至今犹若响在耳边。金先生为我们在玄武湖边饭店所点的菜,价钱虽然不很昂贵,但甚考究。有一道时蔬,是南京的特产,名为蒌蒿,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菜。华先生和他一起,就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蒌蒿满地芦芽短”的诗句品味许久。

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人们耳熟能详,然而出于两位先生之口,让人感觉特别有味。华锺彦先生是一位学者兼诗人,他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即撰有《花间集注》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华先生兼善各体诗词创作,上世纪80年代,他收罗“文革”余烬,出版有《华锺彦诗词选》。晚年,他大力提倡诗词吟咏,还不懈地指导广大爱好者的旧体诗词创作,有人经其指点而成为名家。金启华先生则独著有《杜甫论丛》《诗词论丛》《中国词史论纲》,与他人合著有《杜甫评传》《杜甫诗史》《周密及其词研究》,还曾主编《全宋词典故考释辞典》《唐宋词籍序跋汇编》等多种诗词方面的著作。金先生是一位全能作家,有诗歌、散文、小说多种著述行世,还曾翻译多种英美著名诗人的作品。金启华教授比华先生小15岁,但共同的爱好与相似的学术修养,冲淡了岁月的隔膜。

除唐宋诗词外,和华先生一样,金启华先生也是《诗经》研究的专家。“文革”前,他就出版有《国风今译》一书,所著《诗经全译》,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广泛影响的《诗经》读本。他主编的《诗经鉴赏辞典》,可供研究人员及《诗经》爱好者参考。在我本人学习《诗经》的过程中也起到了相当的正面影响。在准备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特地网购了金先生上述三部《诗经》研究著作核查。果不其然,译诗充分发挥了先生诗人的优长,阐释也持论妥帖、得当。我提到这一点,首先是有感于前辈的学养。数十年来,绝大多数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包括名校的头牌教授,对专业以外的学术领域,往往不敢置一辞,如华先生与金先生等前辈之学养者凤毛麟角。从我本人的学习经历来说,由《诗经》研究,我与金启华先生结下了更深一层的学术因缘。

1985年,我在华锺彦先生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论〈诗经〉大小雅的文学价值》。这个论文的选题,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出色的。圈内人都知道,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后,《诗经》研究以《国风》为大宗。《雅》《颂》仅在历史研究领域内作为史料受到利用。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雅》《颂》的评价较《国风》不可同日而语。我选择《论〈诗经〉大小雅的文学价值》作为学位论文题目,开题时在教研室几乎不能获得通过。幸亏有华先生的全力支持,才使我的学术生涯有了一个值得记忆的开端。然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论文写得并不十分出色,研究方法无大的建树,从考证入手,论证和发掘《诗经》礼乐文化内涵的研究路径尚未形成。我自己后来对这篇论文也不十分满意。多年后,才从中摘出一节,以《〈诗经〉大小〈雅〉与先秦诗歌的历史发展》为题发表,算是在学术上留下一点痕迹。当然,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对于学术潮流的拨乱反正。对我本人来说,则引导我进入了《诗经》这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我的论文答辩结束后,我陪同金先生游览了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境的嵩山脚下,历史悠久,历代学者,尤其是宋代的学者如司马光等多讲学其中,而以宋代重要的理学门派“洛学”创始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在此讲学时间最长。游览中,金先生曾和我谈起宋代书院的兴盛,其中颇多感慨,而我由于修养欠缺,对教诲多不能响应。现在想来,这是与先生游览中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吧。(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