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研究的时代思潮烙印

文/李汉秋

2017-07-17期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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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已从强调批判决裂过渡到重视传承发展,登上一个新的高度,回顾和反思过去历程可以增强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

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要影响到方方面面,尤其是知识界。学者、读书人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过程,都或显或潜、或深或浅、或正或逆,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人的思维不是凭空的,是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思维的,而现有的文化环境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历史论著都有其写作时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因素。有的是作者自觉的,有的是在潜意识中受驱使的。

以“反科举说”为例。

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新潮流中,胡适于1920年写《吴敬梓传》说《儒林外史》“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这“反科举说”长时间影响着后来的研究。

现在学界已有公论,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不按血统门第,而按科目考试的成绩来举拔人才,这是历史的大进步,而且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当然,世界上任何制度都是有一利有一弊,科举制度有许多弊端,特别是到了明清被套上僵硬的八股制艺的躯壳,成了八股科举,弊端就更大了。从制度层面说它是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必然随着封建帝制而终结,但考试这种办法本身并没有终结而继续下来。而只要有考试,就必然有等级层次,有优胜劣汰,有侥幸有失落,有周进、范进式的心态。

解读《儒林外史》选择什么角度?解读角度常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胡适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评《儒林外史》,就从反封建、反对科举制度的时代潮流中汲取智慧和灵感,提出“反科举说”。我们在破坏一个旧制度的时候,例如批判封建制度时,从制度层面的批判就是高级的批判,所以当时从科举制度来批判是很高明的见解。

我们在推翻旧制度、建设新制度的时候,总是把一切不好现象归罪于旧制度所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非人)”;或者把负面现象总说成是旧思想(封建思想文化)的残余和影响。可是现在科举制度已经废除100多年了,《儒林外史》所诟病的许多现象还是存在,这就逼我们不能不思考:是否还有超越制度层面的人心人性深处的原因,在人类历史的可预见阶段是否还存在产生那些负面现象的条件和因素?这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在文化的三层面中,《儒林外史》不经意于物态文化层,不停留于制度文化层,而是着意于精神文化层,这就深入到人心人性的深层,从而超越制度层面,超越时空,给人良多启迪。这是伟大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伟大的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方面,而且其中蕴含着人类及其社会的某些恒久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对人性的深度解剖和表现,对生命意趣的探索和追求,因此虽然政治制度变化之后,或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仍然能触动人的心灵,仍然有生命力。《儒林外史》如果仅仅是反科举,那么,在科举制度废除100多年后的今天,就少有可品味的价值了。

如果不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考察《儒林外史》,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呢?各人对时代感应的角度不一样,我感应的角度之一是利益驱动的正负效应:功利心失调、失范、失控,就会使人性异化,使人文精神弱化,使文化变味。

唯物史观有条重要原理: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马克思语)。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阶段,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之前,利益驱动都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利益驱动的原理不能过早废止,上世纪中叶后批判“物质刺激”,认为那是修正主义,要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要搞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历史已经证明,那搞得太早了,不符合我国当时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教训是惨痛的。人类要经过很长阶段的有等级的社会,要等到生产力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以后,才不需要物质利益驱动,我估计精神利益驱动需要更长的时间。

利益驱动从正面来说,对人起激励作用,提高效率,发挥个人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人的贪欲心是无限的,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如果没有调节好自己,钻到追名逐利的牛角尖里,就容易失去心理平衡,会造成人格分裂或扭曲,造成人性的异化,就会引发种种的人格堕落。

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问题,清末《儒林外史》评点者天目山樵就曾指出:“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古来荣禄开”,自古皆然,也不仅仅是封建时代才有,在利益驱动的整个阶段都会有。所以在这个阶段,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出现负面效应也是必然的。关键就是人怎么调控它、调节它,矛盾是绝对的,我们需要用合适的方法解决矛盾,使之处于和谐状态。

利益驱动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功名富贵驱动,功名富贵是个集合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在《儒林外史》的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起步阶梯是科举考试,因此人性的种种弱点也围绕着如何对待科举考试而充分曝光,反过来说,不是只有科举考试才产生相应的弱点,在不以科举取仕的时代,人性的弱点相应也会围绕着那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体制和机制而暴露。利益驱动的具体机制会因时代而异,但暴露出来的人性弱点却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因此,只要对科举下的人性解剖得深刻,仍然可以对其他时代起镜鉴作用。

既然利益驱动的机制和相应的体制还无法退出历史舞台,那就必须在调控上狠下大功夫。整个社会的调控是个系统工程,《儒林外史》提倡礼乐文明、仁政等等,后面另说。《儒林外史》着重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在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的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语)。作为个体的人,要经营好自己的精神调节,精神超越。《儒林外史》在这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可贵的探索,作为矫世变俗的处方,写了很多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胡适之后,许多人要贯彻“反科举说”,硬把不属于科举的事也作为科举来批判,引向谬误。如把名士说成科举的副产物。

名士产生得很早。《礼记·乐令》:“聘名士,礼贤者。”〔疏〕:“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汉代实行察举制度,由“乡举里选”荐举选拔官吏,标榜以德行为标准,“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与之相配合的有所谓“清议”,博得清议的赞许,获得社会声誉,就是进身的阶梯、做官的捷径,于是好名之风大盛,大批名士应运而生。“扬名养誉”唯名是求者既多,“纯盗虚名”的假名士也就成为伴生物而层出不穷。其后历代相沿,《儒林外史》写了形形色色的这类“游魂”。

而科举制度是隋唐才开始的。怎能把名士说成是它的副产物呢?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在激进精英层、时断时续、时隐时显、时弱时强地总对传统文化抱着一种偏激的态度,一直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才逐渐开始转变。作为过来人,回首往昔,真有跨世纪之感!从思维转变的角度来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进行思考,既是反映现实,也是呼唤希望。今天,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已从强调批判决裂过渡到重视传承发展,登上一个新的高度,回顾和反思过去历程可以增强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

(作者为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儒林外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