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民众在北京的两座会馆:全台会馆和台湾会馆均被福建会馆代管。随着全台会馆产权收回失败,位于前门大蒋家胡同的台湾会馆成为了台湾乡亲在京的新的聚会中心。直到今天,台湾会馆仍被称为台湾民众“在北京的家”。数十年的风雨,这座建筑见证了两岸关系最为沉郁顿挫、悲喜交集的一段时光。

台湾会馆的百年风雨路

孙萌萌

2014-11-29期08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台会馆赎回的努力宣告失败之后,在京台胞主要的活动聚集地便转移到前门外大蒋家胡同(今大江胡同)的台湾会馆。这个在京台胞共同家园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度过了百年跌宕起伏的时光。它几经易手,都被台胞坚持不懈地争取回来;它曾经破败,却在台胞们的共同努力下重现美丽。如今,台湾会馆已经成为两岸民众深厚情谊的见证者和两岸交流的新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前的台湾会馆

根据北京市台联联合相关专家的考证,台湾会馆的建造者是“全台通向建造会馆”,这应是北京台湾同乡会成立之前,在京台湾人为建造会馆而临时组建的建设管理机构,它不仅是台湾会馆的建造者,而且长期被在京台湾同胞默认为是会馆的业主。它的建造时间,不晚于1915年,很可能与全台会馆并存过。随着台湾民众收回全台会馆所有权的多方努力均告失败,台湾会馆渐渐成为在京台胞最重要的聚集地。

资料显示,台湾会馆的占地面积和院落结构从建成之初至今都没有太大变化。按北京市档案馆存的《北平市地政局第一次土地所有登记声情书》记载,会馆面积0.809市亩,按当时的地价折算土地总价约为137万元,院内房屋26间。台湾会馆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属不易,尤其是它与全台会馆一样,也曾经经历过一段被“托管”的时光。

因为台湾的地形在地图上显示出来如同一只番薯,日据时失去故国的台湾人往往自称“番薯人”。著名台湾作家林海音就曾经写过一篇名为《番薯人》的文章。而这位曾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作家也曾记述了自己的父亲林焕文为收回台湾会馆做出的努力:“民国十二年(1923年)父亲曾对收回台湾会馆一事努力过,但无结果。”所幸台湾同胞没有失去对台湾会馆的产权,1937年,在京台胞终于成功将台湾会馆收回自管,它也因此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闪光起来。

1941年,台湾著名乡土文学家钟理和带着妻子钟台妹与襁褓中的儿子钟铁民来到了北京。他们最初的居所,就是位于大蒋家胡同的台湾会馆。钟铁民曾经为台湾会馆写下赠言:“先父钟理和到北京第一个落脚的基地,也是婴儿的我北京的第一个家!这就是台湾会馆。”除此之外,老台胞林泉还回忆到,自己幼年时期,父亲林子瑾经常带他到台湾会馆玩耍,乡亲的聚会也多选在台湾会馆举行。抗战胜利后,台湾会馆成为旅平台湾同乡会的活动会所,1948年,旅平、旅津台胞举办的“‘二·二八’殉难烈士追悼会”正是在台湾会馆举行。

■所有权几经易手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会馆的身份与归属又经历了数次波折。建国初期,为妥善保管、处置这处台胞一代人的回忆与心血,台湾会馆成立管委会,对自身资产进行了详细的清查。但当时各级各类部门组织陆续组建,大量人员迁入北京,公房使用十分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51年年底开始,个别会馆财产开始由政府接管,房屋变成公房。到1954年,接管会馆进入高潮,政府正式下发文件征用会馆房屋。在这样的大潮下,台湾会馆管委会也像其他会馆的管理者一样,将台湾会馆的管理权交给了北京市民政局。

但是,在人们把台湾会馆交给国家时,看到的仅有它与其他省份会馆的“共性”,却忽略了台湾会馆的“个性”。在这个时候,时任台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的老台胞陈炳基站了出来。他提笔给当时的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恕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台湾尚未统一,而台湾会馆是广大旅京台胞的共同财产,不应一般对待,为了有利于两岸统一大业,应该予以保留。”接到信的李恕也深刻了解到旅居北京的台胞对台湾会馆的感情之深,马上做出批示,将台湾会馆的产权发还。但当时北京已不存台胞同乡会组织,故交由台盟华北总支部代管。由于没有更好的经营方式,台湾会馆先后被租借给一些山西在京的煤矿业主、残疾人福利工厂和北京特殊钢厂使用,租金则大部分用于资助在京困难台胞的生活,台湾会馆每月的租金收益、每笔费用的支出情况,都被清楚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在京台胞的一份共同记忆。

“文革”期间,台湾会馆的所有权再度被交到了北京市民政局,这一交就是十余年,1981年,全国台联与北京市台联相继成立,收回台湾会馆就成为北京市台联手头上很重要的一份工作。

1982年的北京市政协会议上,台籍政协委员陈炳基、李河民等提出了《要求退还“旅平台湾同乡会会馆”房屋》的提案,得到市政协领导的重视,当年,原由崇文区房地产管理局管理的台湾会馆房产终于回到全市台胞手中。

■拆迁中幸存

经过近10年艰苦的腾退工作,1992年12月,台湾会馆内住户完成搬迁,会馆的重建工程开始启动。北京市财政拨款30万元作为翻建台湾会馆的经费。工程拆除了院落内所有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回复了原有的29间房屋的结构,加盖了半透明玻璃钢遮阳棚,还增加了锅炉、安装了暖气,返修后的台湾会馆“修旧如旧”,保留了原有的建筑结构,恢复了古色古香的老北京四合院风貌。

然而,又是10多年过去,2005年,前门地区开始整体改造,位于前门外大江胡同(原大蒋家胡同)的台湾会馆也在拆迁范围内。这一纸拆迁公告,又牵动了在京台胞的心。

其实修缮之后的台湾会馆,仍存在一些掣肘之处,由于院落较小,又位于老城区,故车辆无法进入,人员出入不便。因此,有些人认为易地重建不失为一个好方案,但是更多的台胞对这座已经存在了90年,随处都是故事的会馆充满了感情,迫切地希望能够把这座代表着台胞心念和希望的会馆保留下来。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台胞提出保留台湾会馆的迫切希望,引起极大的共鸣。

同年3月,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王晓波到大陆参访,了解了台湾会馆面临的困境之后,王晓波与时任北京市台联办公室主任的郑大一起来到了台湾会馆。那时,大江胡同的拆迁已经启动,会馆一片萧条。王晓波从瓦砾中拾起两片瓦片,抓起一把泥土说:“我要把它带回台湾,让更多人关心它(台湾会馆)!”他许诺尽自己所能保住台湾会馆。

此后,王晓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海峡两岸到处奔走,为台湾会馆大声疾呼,在京各界台胞也纷纷表态希望保留台湾会馆。2006年5月,多部门联合考察之后最终决定,台湾会馆是台胞在京的历史遗产,应原地修缮并适当扩大,使之成为两岸交往新的桥梁和纽带。

2009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专门就台湾会馆的修缮做出批示,同年,会馆开始原地重建。几易设计方案之后,最终敲定了融京台建筑特色于一体、体现现代特色的建筑装修风格。

得到这一消息的台胞们对台湾会馆的修缮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一些在京台胞提供了保存多年的珍贵资料、照片,岛内同胞还特意重新制作了会馆的匾额送到北京。新建成的台湾会馆,面积由原有的540余平方米增加到了3800多平方米,形成地上一层地下一层的新格局。地上建筑仍尊重老会馆的建筑布局,陈列着清末至今在京台胞学习、工作的奋斗史,地下则开辟了多个多功能会展区,为在京台胞聚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地。